李培林

　　这次的非典危机，促使我们全民反思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系统的不完善，防疫系统的漏洞和政府信息的披露是否应当更加及时透明，而是我们的整个发展战略。

　　有人认为，非典算不上“严重危机”，充其量是一种新型的、暂时不明病因和传染渠

道的传染病而已，其危害主要是造成“心理恐慌”。证据有二：一是非典的死亡率不如“交通事故”和“煤矿事故”，更不如“大地震”和“大洪水”等“自然灾害”；二是我国的经济主要靠工业推动，非典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证据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事故”、“自然灾害”与“危机”的差别以及不同的危害性，是不能以死亡率来测算的。“危机”的特点不同于“事故”、“自然灾害”：一是它的“扩散性”，即不是一个局部的、孤立的、一次性的事件，它具有全局、扩散和长久的影响；二是它的“不确定性”，它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发生以后是否能够迅速控制，控制以后是否还会再次暴发等等都不确定，或者说，危机的原因和后果，不仅难以预报，而且难以预期。

　　至于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以住房、汽车、通讯和教育为主导的第三波消费热潮的到来，即使非典危机对服务业有较大打击，但由于在占经济总量一半以上比重的工业的强力推动下，GDP仍可望达到7% 8%左右的速度。但是，能否仅仅用GDP当年增长速度少1个百分点还是少1.5个百分点来衡量非典危机的影响？非典危机今后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交往是否会带来长期影响，从而使经济和社会交往成本大大提高？非典疾病患者的医疗费，在GDP里体现的结果可能和他们买部汽车是一样的，但对患者的意义却不一样。450万农民工因恐惧被传染非典而返乡，这很难体现在GDP里。在各种经济指标中，GD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总量指标，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许多福利总量的损失，GDP都难以反映。

　　更为重要的是，非典危机是否只是一个预警信号，下一次的“类非典危机”是什么？在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有没有潜伏的类似危机的征兆？对下一次可能发生的类似危机和不类似的危机，我们如何预警和应对？根据对现阶段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和对主要威胁的重新认识，我们是否也应当适时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我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原来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已经加上了四个字，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这对引导国家和各地区的规划思路，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我们的中心工作能否也加上这四个字？

　　这种发展战略的调整，首先意味着要以人民福祉的增加作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而不是GDP增长的单一指标。GDP的增长只是实现人民福祉增加这个目标的一个基础性手段，而人民福祉的增加，则需要一系列的社会发展指标来衡量。目前，相对经济统计而言，社会统计还很不完善。除了人口有普查，在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和资源方面，都是依靠速度较慢、误差较多、口径时常变化的部门报表制度，缺乏快速准确的信息反馈系统，所以，这方面的针对性研究很难获得翔实可靠的数据。缺乏基础的、准确的信息和数据，很难作出正确的快速反应决策。

　　其次，这种发展战略的调整意味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经济核算的“社会核算”体系。一些地方政府总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社会发展是“软”道理，经济增长是赚钱的，而社会发展是花钱的，不挣钱哪有钱花？但他们并没有认真考虑在环境、资源上的破坏，要花多少钱才能恢复。根据世界各国和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经验，“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内涵完全重叠的概念，根据发展的类型，有的是“高增长、高发展”，有的是“高增长、低发展”，但也有的是“有增长而无发展”。我们要警惕的是，走入“高增长、低发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只关注体现政绩的GDP增长，而把社会发展的难题留给下一任，很难保证这些难题不在某一天积累成危机而突然暴发。

　　再次，这种发展战略的调整，意味着要使“社会核算”成为一个普遍运用的科学体系。我们国家总体上来说并不富裕。在资源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过分地加大税收负担来获得财力，就会削弱我国在残酷的全球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所以，社会发展也要精打细算。为此，我们必须依靠科学的“社会核算”来作出有限资源配置的决策。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我们实际上非常缺乏“社会核算”系统。我们只知道某些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亏损甚至破产倒闭，但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知道，那些依靠国家财政运转的大学、医院、新闻机构、文化团体、科研部门，乃至国家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是赔还是赚，它们在资源和财力的使用方面是有效率的还是浪费的。当然，这些部门提供的主要是难以测算的“社会效益”，但难以测算并不等于不能测算，“社会核算”比较困难，也不等于不需要“社会核算”。“社会核算”的精确化需要一个过程，但总能找到一些便于操作的指标。

　　最后，这种发展战略的调整，意味着我们把准备应对的“下一次危机”，扩展到整个社会发展领域，而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领域。我国应建立一个整体的应对社会安全和危机的预防、监测、预警和快速反应的系统，对可能突发的社会危机，要基于科学研究，认真准备、筛选危机处理预案，对那些可能发生危机的薄弱环节和脆弱系统，要根据监测的结果及时进行修复并提出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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