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武侠

　　北京—香港—台北，一路踩着SARS红线。在这敏感时期赴台湾驻点采访，我们自知不受欢迎，索性主动把自己当成“准害虫”和“准病毒”，随时调整好心态，做好被严防死守的准备。

　　刚到香港机场就要先签对台湾方面的保证书

　　果不其然，6月2日，刚到香港国际机场就遭遇了第一关。在台湾中华旅行社柜台前换领证件时，我们被礼貌地告知：“你们能否入台还不确定，要等台湾方面的消息。”

　　什么？怎么不早说？我们都到香港了，才说不确定，难道还让我们打道回府不成？

　　好不容易，台湾方面终于有消息了：可以入台，但首先要签署一份“具结书”，也就是保证书：保证到台湾后，自愿隔离10天，隔离期间不能从事采访及一切与赴台目的无关的活动。

　　来之前就听说，有兄弟媒体的同仁在台被隔离期间仍坚持工作，电话采访同被隔离者，结果遭到台湾有关方面的警告，最后连房间电话都打不出去了。

　　看来传言非虚，这份“具结书”是为我们大陆记者特制的。没有选择，只好签了字，把自己判了10天的“有期徒刑”。

　　“居家隔离通知书”的内容相当详细

　　紧接着就是第二关，每一位去台湾的乘客都接到一份“居家隔离通知书”。说是一份，其实是红、黄、蓝、绿大概有四五联，七八张，不但有许多规定，还有一张相当复杂的“居家隔离流程图”。每一位乘客都要在通知书上填写自己来自何处？到哪里去？干什么？在台联络方式是什么？如果乘客留的联络方式不真实，将承担什么责任等……

　　仔细研究了一下，通知书大意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地区、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蒙古等地的乘客到达台湾后，都要进行“居家隔离”。所谓“居家隔离”并不是真的全部在家中隔离，被隔离者还可以在两个集中隔离区里自愿选择一处。这两处集中隔离区分别是位于桃园县的弘武营区和机场的过境旅馆。通知书上明确写着：“被隔离者由专车送往，并向当地卫生所通报，由航空警察局派员站岗，24小时管制出入……”

　　弘武营区和过境旅馆有什么区别？选择条件是什么？生活、通信条件又怎么样？对这些，我们一无所知，问其他人也都不知道，只好签上自己的名字，听天由命吧。

　　台湾方面的防范措施看起来真是很严。

　　若我们真是“病毒”，这一路走来，感染的又何止上百人？

　　6月2日18时50分左右，我们一行两人抵达台北桃园机场，准备迎接更严格的第三关。没想到，这里却十分宽松。

　　大部分机场工作人员只戴着薄薄的一次性口罩，机场临时设置的测量体温的通道也只有一个，来自不同航班、不同地方的几百名乘客没有任何区分，摩肩接踵挤在通道口。

　　作为“准病毒”，我们有点心虚，便主动去“自首”：“我们来自SARS感染区，即将被隔离，应该在哪里排队？”但仅有的几名工作人员忙成一团，哪有时间答理我们？

　　挤在人群中测完体温，我们在出关时又被卡住，检查人员拿出一份名单，上面赫然印着我们的名字。检查人员说：“你们属于管制对象。”于是，两人开始被“交接”，过了四五道手，最后被航空警察局的一名警员接管。

　　趁着交接的当儿，我们打探到，弘武营区是由一兵营改建的临时隔离区，由于是免费的，一些从外地返回的台湾人为了保护家人大多自愿在这里隔离，所以床位十分紧张。在机场过境旅馆隔离的乘客则需要自己负担一半的费用，其他一半由“公家”补贴。考虑到通信联络问题，我们选择了过境旅馆。

　　接管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十分客气，对让我们久等连声说抱歉。看着他们只戴着一层薄薄的口罩，和我们这些“准病毒”混在一起，还能说什么呢？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乘客散尽，警察先生领我们去乘车。通知书上说的是“专车送往”，来的却是一辆机场大巴，更没想到的是还有七八位老外也和我们同乘一辆车去过境旅馆，只不过他们不是去隔离，而是正常住宿。作为“准病毒”，我们能和一般乘客混乘一辆车，混住一家旅馆，着实有点意外。跟在大巴后面的警车闪着红灯一路相随，提醒我们即将失去自由。

　　掐指一算，若我们真是“病毒”，这一路走来，感染的又何止上百人？

　　不能使用旅馆的公用设施，房间不能上网，只有一份报纸

　　机场过境旅馆每个房间每天收我们1600多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400元左右，但条件却不尽如人意。

　　房间散发着发霉的味道，窗户玻璃久未清洗，几乎看不见外面的景色，而且窗户框还生了锈，我费尽力气才勉强打开一条缝。每到下午，各种各样的蚊子、飞虫纷纷“来访”，为我们增添了一个运动项目：在桌子上、茶几上、床上不停跳跃，扑打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蚊子、飞虫，等我们离开时，天花板上已是“尸横遍野”。

　　我们接到通知，不能使用旅馆的公用设施，到大堂放风要戴口罩，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服务员送盒饭到房间，房间不能上网，只有一份报纸。听说一楼有一个付费的网吧，跑去一看，没有简体字软件，祖国大陆的网站也看不了，更别提发电子邮件了。

　　房间服务也不是很规范，偶而来人在房间里喷一喷消毒水，清洁工作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打扫卫生的阿姨一般只戴一层口罩。有一天她突然一身防护衣全副武装，我好奇地问：“今天为什么这样穿戴？”阿姨说：“要求每天都这么穿，可有时想不起来就不穿。”后来得知，那一天台北阳明医院暴发了集体感染SARS事件。

　　事实上，当我们到达台湾时，当地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连续几天新发病例都是零，各媒体都报道了台湾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解除旅游警示区的消息。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也表示，形势相当乐观，解除警示应该没有问题。可是，通过在桃园机场的亲身经历，我们感到台湾在SARS疫情的防范方面还存在不少漏洞。

　　果不其然，不久，我们就在电视上看到阳明医院再次暴发疫情，随后世界卫生组织拒绝了解除台湾旅游警示区的申请，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意外。没想到的是，台湾“卫生署”一位官员马上表示：台湾的申请没被批准的原因是政治因素，是被中共打压的结果，有人甚至直接点名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位官员和祖国大陆某位官员关系密切，才会打压台湾等等。

　　看到这些消息，我们感到既可笑，又悲哀。可笑的是台湾一些政治人物的泛政治化倾向，任何事情都要和政治挂钩，十分无聊；悲哀的是，由于国际政治地位缺失造成的强烈国际自卑感，给台湾民众造成相当的心理压力。

　　6月12日，我们终于解除隔离，重见天日。但台湾与SARS的较量仍在继续，我由衷祝愿台湾人民早日战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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