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正明(北京)

　　大小建筑工地遍布北京，聚集着全国各地农民工。当温家宝总理近日亲临施工现场，考察非典防治工作时，人们就更加体会出其中非同寻常的意味。

　　近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制定方案，严禁施工单位让员工居住在通风不良的环境；每屋

居住人员不得超过15人，每人床铺面积不得少于2平方米；完善施工人员盥洗设施，并配置相应卫生用品；对施工现场人员用餐实施统一管理；为施工人员提供电视、书籍及其他娱乐设施。适逢“五一”，任何提高劳工标准的举措无疑都是这个节日最好的贺礼。

　　在我国，劳工标准无疑长期被忽略。不少人将之等同于劳动力价格，这是偏狭的理解。劳工标准大致包括：结社自由、工资、就业、就业歧视、强迫劳动、工作时间、每周休息、工资照付的假期、工业卫生与安全、福利设施、住房和业余时间、社会保障、社会政策、产业关系、女工、童工和未成年工、老年工人等众多方面，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

　　改革以来，我国个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趋势。工人地位跌落早已是不争事实，遑论农民工。而社会劳动伦理的下滑，最易侵蚀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令人忧虑的是，国内有人将现阶段中国的发展比做原始积累阶段，这种误导助长了对提高劳工标准的冷漠。

　　作为工业文明发源地，英国劳工问题一直引人关注。值得称道的是，该国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力来解决劳资矛盾。英国工人运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工人运动常以改善工人直接生活与工作状况为目的，求得劳工标准的提高，少有上升到政治运动；二是工人群体在上层社会中积极寻找代言人；一旦获得参政机会，就成立自己的政党，定国策，促进实现福利社会。

　　英国工人运动的目的长期集中在劳工标准这个层次上，可谓历经磨难。劳工标准本身预示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富于人道与尊严的劳工标准是社会的发展目标。仅以经济成本来衡量、取舍劳工标准是短视行为，低工资、廉价劳动力是不足以长久支撑经济发展的。

　　联合国《2002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一旦考虑到生产率差异，偏重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中国在出口方面的低工资优势就不太明显了。以1998年数据为例，美国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但是考虑到生产率因素，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1.3倍。这两个数字对于日本是29.9倍和1.2倍；韩国是12.9倍和0.8倍。请注意，韩国的劳动力成本反而比中国还低20%。

　　这份报告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认为加入WTO之后，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给中国带来的好处远没有想像那么多。跨国公司多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由于汇回利润高达200亿美元，远高于跨国公司的出超(20亿美元)和用作再投资的利润(估计为120亿美元)。因此，跨国公司给中国的经常项目带来的逆差在60亿美元以上。

　　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降低劳工标准求得经济高速发展。相反，经济发展与劳工标准的相得益彰才是通途。以韩国为例，1970～1990年间，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每十年翻一番，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制造业中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快速上升，工资报酬分配均等化程度提高。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韩国工人在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而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工人。对比中国，我们20几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高过亚洲四小龙，但工人工资收入的增长幅度却不如人意。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工标准不再是一国自身问题，日趋成为国际贸易关系的标准。国际劳工组织在1998年第87届年会上提出“体面的劳动”的概念。即“国际劳工组织当今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男女在自由、公正、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工作机会”。这一提法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正义相关，旨在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公平待遇和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给经济以“人道的面孔”。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从1996年的新加坡部长级会议到1999年的西雅图会议，劳工标准一直成为困扰WTO发展的难点之一。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就少不了要享受国际劳工标准的员工。

　　十六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定为社会发展目标。这意味着全社会资产收入呈菱型分布，优厚的劳工标准为全社会广泛接受。从世界历史来看，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会促使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维系必要的劳工标准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中国有上亿农民工，他们是壮大我国中等阶层的主力军。目前，他们的境遇难以乐观。有些媒体将农民工求讨工资无门，以自杀相胁的行为称为“跳楼秀”，让人心寒。而各地煤矿频发的重大事故，仍未能促成我们下决心成立直属独立的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有许多东西仍在阻碍社会进步，远甚于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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