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周末》：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非典舆情调查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5日18:21 南京《周末》

　　独家披露SARS：直面与思考

　　五大城市非典舆情调查背景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友华博士

　　由于非典是一种未知疾病，加之其传染快与危害大等特点，在非典面前，几乎每个人的生命都感到了严重的威胁，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习惯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并且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心理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及时地了解与掌握突发灾难性事件对民众的心理与行为以及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研究与评价政府在处理突发性事件中的经验与教训，正确认识与评价现代传媒在这次突发性事件中的作用与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于2003年5月1日至4日对SARS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主持；朱虹与闵学勤两位博士与我负责该项调查的文献检索、问卷设计、专家访谈与电话调查的组织实施、数据处理与调查报告撰写等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部分老师与40多名本科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承担了专家访谈与千户家庭的电话调查工作。

　　调查分为文献调查、专家访谈和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居民的电话调查。

　　对民众的调查，主要是通过电话调查来完成的。重点是想了解中国普通民众对SARS的认知状况，在突发灾难性事件下民众的心理活动情况、行为反应以及对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评价等。

　　本次调查由计算机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组成样本，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与南京五大城市共成功访问了1030个家庭，其中每个城市约200个家庭。

　　在整个电话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被访问家庭对这次调查非常理解，并积极给予支持与配合，从而使我们顺利与圆满地完成了这次电话调查任务。

　　客观地讲，这次调查样本对上述五大城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五城市的实际情况，调查准确率达到95%以上，因此，调查结果是真实可信的。

　　非典舆情的调查旁白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朱虹

　　SARS事件让我们国家、政府和人民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抗击非典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疫情的发展已在控制之中，我们深信SARS病毒在中国大地上的肆虐终将成为过去。但SARS危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的思考是深刻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坚韧，还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

　　SARS——我们不但要勇敢直面，更应该深刻反思。

　　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承担了本次对SARS事件的调查研究。研究分为三大部分：对全国五大城市的民众电话问卷调查，专家学者的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

　　SARS病毒是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但SARS流行所引发的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通过访问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传播学家、政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从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导致SARS流行的社会原因，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阐述SARS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影响，并预测SARS之后，中国社会将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化。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SARS首先在广州和北京肆虐，是因为“SARS遭遇了城市化与社会流动”；透过“抗击非典”，反映出我国在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效率高于许多国家，与此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在单位组织淡出的同时，如何培育和加强社区建设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时代课题；“SARS带来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变化也是非常微妙和深远的，人类生活方式可能因此需要调整，伦理价值观念需要重新反思。”

　　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SARS造成的社会恐慌的原因及其疏导的原则，谣言产生的原因和控制的方法。

　　政治学家从公共政策层面提出加强我国卫生防御系统的建设，阐述危机管理对于现代社会的安全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主张重建中国危机管理机制。

　　媒体与SARS事件的关系，引发了传播学家对公众知情权、民间舆论、公共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监控、媒体职业道德、媒体与政府关系等等层面的分析和思考。

　　经济学家洪银兴教授很乐观地告诉我们：“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来得快，也去得快。SARS挡不住中国经济持续强劲的增长势头。”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状态

　　通过对调查组专家的采访，记者了解到这次关于非典对市民的电话问卷调查主要了解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市民对非典的认知状况、情绪和行为反应以及对政府控制疫情的基本态度和评价。

　　以下是关于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

　　调查方式与调查对象

　　据了解，本次调查对象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城区的市民。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与南京电话调查的成功率为17%，有效被访户分别为209、211、200、202与208户。五大城市共调查1030户。

　　性别分布

　　据调查组负责人的周晓虹教授介绍，本次调查样本的性别分布比较理想，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分别为50.2%和49.3%；20至59岁的中青年居多，占样本的71%，青少年样本和老年样本各占14%。

　　由于非典事件妇孺皆知，因此，在这次电话调查中对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没有特别的限制，本次调查样本的年龄区间比以往的调查要宽，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最长者为85岁。

　　职业分布

　　调查对象的职业主要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39.7%)、民营、私营企业(17.1%)、外资、三资企业(5.5%)、党政机关(4.5%)、在校学生(15.5%)，下岗和失业人员也占到5.5%。

　　另外，调查对象职业分布表显示：在五大城市被访市民中，北京地区调查对象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比例最高(6.7%)；南京、北京、上海和重庆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为42%-47%，远远高出广州的比例(17.7%)；在外资和三资企业工作的上海比例最高(11.4%)，在民营和私企工作的广州比例最高(25.3%)；重庆和广州的下岗失业比例比另外三个城市高出几个百分点。调查组专家介绍说，五大城市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比例与现实状况基本一致。文化程度

　　周晓虹教授告诉本报记者，这次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分布比例与五大城市市民的学历状况十分吻合。调查资料显示：被调查市民的文化程度以中等学历居多，占35%；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32%；南京、北京、上海三地市民的学历层次接近并明显高出重庆和广州，广州市民的学历层次最低。周晓虹教授说，通过对样本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本次电话调查抽样科学、数据准确，从而为报告的分析和结论提供了详实、客观、可靠的实证资料。不过他也坦言，由于时间所限和问卷内容所限，对非典时期人们的恐慌心态的原因分析和缓解方式、人性及人际关系的变化、社会支持系统的运作、信息的透明度以及弱势群体的单项分析和深度分析还不够，有待以后更细致和更深入的研究。

　　对非典知晓率高知晓渠道差异较大

　　调查之一：市民对非典的认知状况

　　据课题组负责人周晓虹教授介绍，根据统计分析，南京市民对非典知晓率达到了99.5%在调查过程中只有3位市民表示不知道非典。周教授还说，绝大多数市民知道非典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同时了解非典的主要传播途径为近距离飞沫传播。他认为这与南京市对非典全方位和高透明的宣传是分不开的。

　　与南京、广州、重庆市民相比，北京、上海市民也绝大部分知晓非典。五大城市的市民大多数了解非典是什么性质的疾病以及它的传播途径，但是广州仍有18.7%的市民不清楚非典的性质，重庆仍有10.3%的市民不知道其传播途径。

　　调查报告显示，南京市民第一次听说非典仍然主要来自于报纸48.4%　和电视35.6%　等主流媒体，他人告知和网络媒体分别仅占10%和4%。

　　周教授告诉记者，依靠媒体和社区的大量宣传，大多数市民能够非常清楚地说出几种预防非典的主要措施。具体统计数据是：保持个人卫生(27.7%)、室内通风22.5%　、尽量少到公共场所20.7%　、到医院等易感染区去戴口罩14.2%　、增强身体抵抗力9.4%　、保持公共环境卫生5.1%　等。

　　调查报告显示，五大城市的市民首次知晓非典的渠道有较大差异其中唯独南京市民通过报纸了解非典超过了电视媒体。

　　周教授分析认为，这与南京市民喜欢读报的习惯有关，同时南京市民学历层次位居五大城市之首，也是一个原因。

　　有趣的是，广州市民首次知晓非典主要是通过他人口头告知，这一比例达到了41.9%。周教授说，这可能与广州市非典发病率较高及初期媒体报道较少有关。

　　除了南京和广州，重庆、上海、北京三城市电视媒体均排第一位分别为62.2%、57.3%和45.0%。而网络在这次非典初期的信息战中似乎没有占据上风，平均只有3.9%的人是通过网络首次了解非典。周教授分析认为，这与网络的普及程度有关。另外，有7%的人通过手机短信首次得知非典。这份调查报告的分析认为，市民对非典的知晓率、知晓途径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与所居住的城市高度相关，所在城市的正式媒体的宣传力度和城市疫情影响着五大城市市民的知晓度和知晓途径。

　　调查之二：市民的心态及行为变化

　　市民最关注“数字新闻”非典对北京影响最大上海人最重视个人卫生

　　周晓虹教授说，市民的心态及行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关注度、紧张度、影响度、支持度和预防措施这5个方面。所以这次调查也主要从这5个方面进行归类总结。

　　报告显示，五大城市市民对非典的关注度均超过95%。南京市民中多达97.6%表示“关注”，其中表示“高度关注”的占60.4%。

　　在关注内容上，目前五大城市市民最关注“非典的疑似、患病、死亡、治愈人数”，数字新闻在这个非常时期比任何时候都牵动着市民的心。但和其他城市比较，南京对这些数字的敏感度最低，北京最高。

　　同时，北京和南京的公务员比普通市民和其他三城市更关注非典的进展和相关报道。五城市的下岗及失业人员、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也比其他群体对此更关注，这一点，北京和南京尤其突出。

　　南京市民还极其关注周边的亲朋好友和同事、同学有无感染者，因为这能测量非典到底离自己有多远。市民也对有关非典药品的研制与生产、非典的传染病学知识和预防措施投入极大的关注，因而也由此增加了不少医药知识。当然，由非典而引起的一系列停课、停产、休假等非正常生活秩序也是人们关注的现象。当非典直逼南京的时候，曾引起轰动的政府官员的任免事件已经淡出了市民的视线，南京市民最迫切关心的是疫情本身。

　　北京和上海市民特别关注“有关非典药品的研制与生产”；南京市民比其他四城市市民更关注“自己的学校、单位和社区有无患者”；广州市民仍然非常关注“非典的传染病学知识和预防的措施”。

　　报告分析认为，越是下岗或失业的市民、越是年龄较大的市民，越是关注非典，他们均属弱势群体，在未知性较强、危害性较大的非典面前，他们担心自己的财力和体力无以应对。

　　市民普遍感到紧张，主要表现在：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如发烧或咳嗽等，会担心自己得非典：62.5%；如果身边有人在咳嗽，会建议他赶快到医院检查40.8%　或马上离开、立刻戴上口罩(36.5%)；如果同事、邻居、同学、朋友从疫区回来，会建议他到医院体检(36.3%)或暂不跟其接触27.9%　；市民认为为了控制非典，疫区应该控制人员的流出和进入93.2%　；谣言四起，近一半的市民通过网络和朋友等途径听说过“北京要封城”、“非典是生化武器”、“北京用飞机洒消毒水”等言论。

　　不过报告也显示，虽然市民对非典的侵袭感到紧张，但市民并未失去理智，只有0.8%的市民回答自己的亲人和熟人感染了非典的同时认为自己得非典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认为“不太可能”和“不可能”感染的市民占到86.0%。

　　市民们也在积极地预防非典保护家人其中77.2%的市民已经购买了各种防范物品按购买量排序依次是消毒液、口罩、增强免疫力的药品板兰根、维C、中药等　、醋、温度计。

　　在担心自己是否有可能患非典方面，北京和广州市民表现出较明显的担忧，北京市民有14.4%担心自己可能得非典特别是自己已出现与非典相似的不适症状时他们都比其他三城市居民更担心与非典有染，他们中4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群更担心。担心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判断基础上，因为广州和北京是两大重灾区，人们染上非典的几率比其他城市要大。

　　当他人有咳嗽症状时，北京、广州这两个城市的居民更多地是选择“马上离开”，并不会像南京、上海、重庆市民那样好心劝其立刻去医院。周晓虹教授说，看来在疫情严重的地方人们更多地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在对待疫区居民出入的态度上，民众态度比较一致，85.2%的五地市民同意适当控制疫区人外出。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民表现出很强的责任感，高达89%的北京市民同意控制疫区人的流动。南京人对此格外谨慎，93.2%的市民希望控制疫区人的出入，文化程度较低者几乎百分之百同意此观点。而上海、广州市民比较坦然，特别是广州市民设身处地为疫区市民着想，有18.2%的人不同意适当控制疫区人的出入。相对而言，在重庆和广州谣言的市场较小。

　　记者注意到，在调查中占45.3%选“其他途径”的人中，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式官方媒体(报纸、电视)登出辟谣声明时得知这些言论的。对此，调查报告认为，受谣言恐惑的市民大约占四分之一。周晓虹教授说，谣言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和网络的形式。他坦言，手机短信传播谣言的广度(0.4%)大大低于我们事先的估计。

　　报告显示，北京人认为非典对自己和家人影响很大的是其他城市的两倍。广州虽然受非典的侵害很大，但他们有近45%的市民认为其影响较小或很小。五城市中上海市民认为非典的影响度最小。

　　比较而言，非典对在三资、民营和私企的职员以及在校学生影响较大，对党政机关和下岗、失业人员影响较小。而关于非典影响持续的时间，五城市的居民均有较一致的看法，大多数认为难以预计。

　　周晓虹教授表示，非典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对市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在紧张之余，市民仍尽量保持各自有序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市民认为非典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与工作构成影响的虽然超过56%，但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市民认为“影响一般”。只是目前人类对非典的了解还很少，攻克非典还需假以时日，市民对此影响能持续多久，心里没底。

　　五大城市市民中的大多数都放弃原来的“五一”旅游计划，其中北京和上海市民中有更多的人准备“五一”出游，但面对非典，他们绝大多数放弃了旅游计划。

　　对于政府取消“五一”长假的临时决定，广州和北京市民认为“没必要”的超过了其他三个城市。显然，停课与否与疫情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市民赞成停课的近三分之二，几乎是其他四城市的四倍。

　　南京市民中原本有37.2%的人在“五一”期间有外出旅游的计划但在非典入侵的非常时期97.8%的市民自愿放弃了旅游计划这既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保护也是对政府严防非典的一种支持；同时，对政府取消“五一”长假，有84.4%的人表示支持；关于是否需要停课，由于南京的非典疫情还不很严重，市民对此也拿不准：执意要停课的仅占16.8%大部分市民赞成不停课或见机行事。

　　在预防非典的措施方面，由于上海市民原有的文明卫生习惯较好，上海人比其他四城市市民更重视个人卫生(85.7%)和室内通风71.9%　；北京正处于疫情的高峰期，北京人最注重到医院等易感染区去要戴口罩50.0%　；而广州疫情持续较久，在预防措施上有所松懈，广州人认为到医院等易感染区去要戴口罩的仅为其他城市的一半(21.1%)。

　　调查之三：对政府部门抗击非典的评价

　　通过这次非典事件，南京市民对政府的信心有增无减，在40%的市民对政府保持信心的同时，50%的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并且相信政府与民携手一定能战胜非典。

　　南京市民认为中央政府在领导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表现出色的占大多数。主要反映在“高度重视、态度积极”(88%)、“措施有力”56%　、“反应及时”27%　、齐抓共管(25%)和不惜一切代价(21%)。

　　南京市民对政府在这次非典事件中处理危机的能力持较肯定的态度，基本认可的达三分之二，其中公务员和在校学生认可度较高，三资企业员工和下岗失业人员评价较低。

　　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各地政府均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凝聚力，上海市政府赢得赞赏主要得益于他们对非典“高度重视、态度积极”和“措施有力”。广州市民反映，政府“在非典初期未能高度重视、反应不够及时，以致延误了时机。”据周晓虹教授介绍，一些北京市民也有相同的感觉。

　　南京市民认为本市政府在这场抗击非典的战役中表现出色的占大多数主要反映在“高度重视、态度积极”(83%)、“措施有力”66%　、“反应及时”43%　、齐抓共管(25%)和不惜一切代价(19%)。

　　各单位和所在社区在执行政府指令方面也做得较好，他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有统一消毒(66%)、发放传单、张贴海报(60%)、监控人员流动，隔离来自疫区的人员(34%)和发口罩等预防物品(25%)，而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的单位和社区仅有7.2%。

　　在宣传报道方面，仍然是上海市民颇相信官方报道(86.7%)，并相信报道疫情的进展和数字(78.2%)，对宣传报道的满意度也高达86.7%。其他城市依次是南京、重庆、北京、广州。

　　南京市民对政府及媒体关于非典的报道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的高达84%，表示“一般”的占8%，表示“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占5%，表示“说不清楚”的占3%。

　　与此同时，在这非常时期，老百姓更愿意相信来自官方的报道的占84.0%，由于非典前期的信息不畅，导致市民中也有14.8%的人表示不知道该相信官方的正规报道还是相信小道消息，另有1.2%的市民不太相信或不相信官方报道的疫情数字。

　　调查报告分析认为，通过非典事件，五大城市的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均有变化。上海和南京均有超过一半的市民对政府信心提升，而广州市民对政府信心增加的较少，大多保持原有信任度。数据分析表明，非常时期各城市市民对政府信心指数的增减仍主要与政府的危机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有密切相关。另外，宣传报道的及时性和真实性也是决定因素之一。

　　关注媒体的作用

　　在此次对抗SARS的过程中，中国的媒体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需要有所改进？

　　依据调查报告，记者整理专家看法如下。

　　必须充分尊重百姓知情权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媒介应该如何应对？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教授：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它的最大作用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满足公共决策的知情权。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蔡禾教授：与广大民众相关的问题人们需要知情权。因为，百姓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谣言为什么会产生？

　　针对此次疫情发生后谣言四起的现象，专家认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邵培人教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也就是流言传播的主体。由于SARS和大众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每个人都非常担心，怕影响到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不平衡，就是信息社会里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信息社会里的信息虽然呈爆炸性的增长，但信息在高度集中之后，也会出现一种匮乏。也就是说，有些正面的信息，公众特别需要了解的信息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手机发短信和网络传播实际上就填补了这一空缺，它起到了大众传播媒介没有办法起到的作用。第三个原因，当时的传播缺少权威。当谣言通过手机短信大量发送时，大众传播媒介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广东最初是卫生局长、卫生厅长出来讲话，他们在老百姓看来是政府官员，不是专家。这种时候公众更加相信的可能是权威，这方面的权威，比如钟南山院士。

　　革新媒体的思维惯性

　　据了解，在这此调查中有些专家承认自己最先知道SARS的蔓延是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但这些既不是来自政府也不是来自专业人士的信息没有职业道德，没有把关意识，因此无法阻挡虚假信息的发布。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教授：媒体的发达带来了信息的泛滥，当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有让老百姓相信权威的媒介。如果美国的老百姓在这时候上网的话，他们一定会看华盛顿邮报，他们不会去看其他乱七八糟的报纸。由于传播网络技术的发达，少数人的谣言也可以广为传播。现在网络这么多，如果我们的媒体不在第一时间报道的话，网络必然要报道。

　　媒体的责任与作用

　　针对媒体在此次调查中的作用，专家认为——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家沙莲香教授：媒体不能走极端。有些媒体现在好像抓不住重点了，跟着嚷嚷。说恐惧，就到处去讲恐惧，好像北京现在就恐惧得不得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搞得国外许多媒体很少有肯定北京的抗非典工作。可是生活在北京，就觉得生活没太大的改变，小孩依旧在草坪上玩。学生在学校里也安全，很有秩序。一开始不了解情况，北京人有些慌，但现在好多了。其实北京、广州的人不紧张，离这儿越远的人越紧张，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这就是个别媒体走极端造成的。

　　媒体的近期表现

　　法学家萧瀚：香港疫情的扩张，当地个别媒体应该担负一定的责任。在广州爆发疫情时，香港是隔岸观火，一些媒体对非典的严重性进行了不当的哄抬。这种行为使得病情在香港爆发时，媒体对治疗及病理性介绍已经失去了兴趣。而内地的媒体在4月20日之后，对抗击SARS的报道开始转向透明和公开，对抗击非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说明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调控新闻还是很有意义的。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邵培人教授：媒体近期的表现良好。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教授：在新闻公开的同时，也不能矫枉过正，忽略新闻的监控。

　　公众信息体系至关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家金盛华教授：一些媒体在广东爆发非典的早期阶段，没有及时报道防治非典的知识，未能充分满足读者的迫切需求。这表明，一个社会具有独立和负责任的公众信息体系是十分重要的。有关部门和管理机构显然应建立一种主动思维方式，因为使社会长治久安和民众根本福祉得到保证才是党的根本利益。

　　新闻频道开播意义重大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雷跃捷教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非常及时，报道也很好。应该把新闻频道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扎扎实实地做好。为什么这次新闻频道的开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因为这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所以提出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想法是对的。

　　SARS引发的思考

　　如何建立完善独立的公共卫生防御系统？如何使之法制化？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蔡禾：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公共卫生的防御系统是最重要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之法制化。如现在药商抬价，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发现那些行为是违背道德的。所以说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政府如何对突发事件分等级，当出现某一级别的事件的时候，政府可以采取的行为是什么，它可以采取的行为能够达到哪一层？但我们现在都不很明确。实现法制化，应该制定相关法律，使我们以后在处理类似问题时能够有法可依，并且也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职责。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要建立一个有能力对付这样紧急灾难事件的应急机制。因为在非典事件中，存在许多比人们想象中要复杂得多的问题。原来想象中，这样的事只要领导发个话就能解决了，事实上，在一些人中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出了事要瞒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我们的公共服务部门还不习惯公众的压力和质询。有些社会事务要依靠专业知识的判断，这一点上海很不错。但专业机构和行政机构要协调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教授王炎：我觉得官员不应该只是对上级负责，而是要对你行政区内的民众负责。官员不能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

　　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伟民：非典，它是传染性很强的一种传染病，很容易在社会上、在人群中大范围地传播、蔓延，所以这种病的预防除了正规的医疗机构、医疗部门采取措施，加强治疗外，还应该进行医学知识的宣传普及，还应该依靠全社会组织起来，就是说有一个良好的机制去预防，这样还是会比较有效的。

　　及时公开信息十分重要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蔡禾：对老百姓的知情权问题暴露不足，老百姓并不需要全知道，但要有个渠道，让百姓知道相关的东西。其中，政府有一个如何学习与传媒打交道，与百姓打交道的问题。在我们的体制下，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事关百姓健康的问题第一是要让百姓知道。在广东，起初非典信息的传播方式是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你想不让老百姓知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躲躲藏藏反倒不好。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研究员邓伟志：开始的麻痹大意和严守紧捂都是失误。应该公开，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雷跃杰教授：不管这事的后果有多严重，你得如实地告诉群众。这还是说到了信息公开的问题。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一起去想办法，而不是就那几个人。现在我们说要打一场反非典的人民战争，一开始就说打人民战争，让大家都知道的话，没准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我们要建立关于疫情的公开制度，这里有两方面，一是要公开；二是不能引起社会的恐慌。原来是怕公开引起社会的恐慌，所以通过隐瞒的方式来保证社会的安全，这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怎么才能疏导这种社会恐慌呢？比如说，请一些专家通过媒体讲清这种病情，即使有的专家也不太熟悉这种病毒，但你讲清了，大家就不会那么慌。我觉得，一旦将来再出现其他病情的话，我认为首先要公开，公开的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社会出现不稳定。必须由专家出面，而不是由行政干部出面，因为你说不出什么道理。由专家来说，本身就是说服学里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即身份，他是某某专家，某某院士，他有科学道理，可信度强，可以说服群众。行政官员你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你面对的不是行政管理问题而是科学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家金盛华：我认为，预言事故率在中国无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因为造成事故的可能性没有在我们现有的重视体系中被降低)。如果我们从这次非典流行事件中终于意识到，“凡是可能的，都会成为现实”，并由此建立起防范事件可能性的思维方法和行动方式，那我们就真的将坏事变成了好事。如何提高危机预测能力？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心理学家翟学伟教授：对此类事件有前瞻能力、预测能力，但不能预测并不能代表就不能积极迎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李培林：应该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除了抓经济，我们还应该关心很多问题。这次事件暴露出了一开始政府有关部门在对待危机性事件上还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机制上的问题，这种机制对突如其来的问题反应不够快。

　　迫切需要调整食品结构

　　中山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我们人口实在是太多，为了增产，就会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激素、化肥等，会对人体的细胞结构等产生相当的影响，对新的食品结构要给予一定的法律限制。

　　视野全球化，中国需要学的东西很多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孙旭培：我们现在应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应该提高对人的价值的重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不只是经济上的事，也有文化方面的问题。什么恐慌，我们内部就能把它消化了，这个态度要不得。就是你自己处理得了，但万一又有了问题，那怎么样呢？那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对待全球化是一个重要问题。总的来说就是主要是信息公开。干部要提高素质，老百姓要养成良好习惯。

　　理性战胜恐慌

　　SARS病毒的出现在中国的众多城市引发了紧张和恐慌。在调查中，专家们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都表达出同样的声音：用理智战胜恐慌。

　　为什么会恐慌？

　　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伟民教授：恐慌产生的第一个原因是这个突发事件让人们不知如何去应对；第二个原因则是事情发生之后，人们在他原有的生活圈子和社会活动中得不到正确的指导或帮助。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蔡禾教授当一个不明的疾病困扰着人们的时候，人们买药，或是想离开疫区都是有一定道理。最初的不知情导致了人们的恐慌状态，甚至出现抢购现象。但在政府将信息透明化以后，恐慌立刻就减少了。另外，有些媒体在报道上的刻意渲染恐怖气氛，也加重了人们的恐怖心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力丹研究员：北京对于SARS的到来明显缺乏准备，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政府有些着急。有些病区几乎满了，只有百分之三点几的医生是呼吸系统专业的，北京市总共才几千人，还包括护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我觉得恐慌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不知道危险的根源在哪里，这是由于知识的不足，现在医学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危险的来源这种恐慌是正常的。像艾滋病没有引起恐慌，有些死亡率很高的疾病也没有引起恐慌，因为人们知道危险的来源。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在美国开心理诊所的，他说“9·１1”以后美国的心理诊所生意特别好，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还是有很多人去。所以不管是哪种国民性或何种文化的人，当不知危险从何而来时都会恐慌。中国民众恐慌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依赖性强，中国人内心对政府是很信赖的。

　　遏制与控制

　　中山大学任剑涛教授：虽然已经有了公开的信息，但由于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状态和群体心理，医学界提出的专业恐慌可能将长期存在。正如钟南山所言，这种病目前只能遏制，不能控制。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旭培教授：媒介在报道时就应该注意，不能过于紧张，过分的报道，肯定会引起紧张情绪。另外我觉得要更科学、更理性地对待非典。媒介宣传更应该注意，比如说飞沫传染，到底是多远距离？只是这样说，就会引起紧张。有些医生是零距离接触，防护得好了，不是也没事吗？宣传应该注意科学性，不应该盲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公开和及时，因为通过正规渠道的消息总是可靠的，只有信息公开了，流言才可能越来越少。经验证明，流言往往靠不住。只有媒体及时公开了，人们才可能相信你。但有时民间传言被证实了，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比如广东那时候大家都在传非典，报纸上整天报的是伊拉克战争、两会情况。后来证实非典了，人们心里就慌了。这样人们的经验就会说民间的说法是对的。如果报纸第一时间报道，人们就不会这样了。我觉得信息的快速、准确是防范这种传说的有效方法。

　　如何战胜恐慌？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邓伟志教授：战胜恐慌，就要告诉人们正确的知识。该防的防，不该防的不要防，不该防的防了也没用。我以前还去过麻风病区搞调查，当时我也很恐慌，还带了炒面和酱菜去，后来人家笑话我，其实病人口腔里喷出的细菌，在空气中一秒钟就死了，所以完全不用害怕。我们应该知道到底怎么防非典。比如我住在楼上，何必戴口罩呢？

　　中山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任剑涛教授：有效的办法是发布信息，让百姓知道这种病是可防、可治的。另一个是政治上采取适度的方法，这个度的把握是比较有讲究的，一是要表现政府的重视。另一方面是要在实施过程中不要让一些阴暗面表现出来。不要过也不要不及。第三个是传媒的责任，即在报道时既要缓解人们的情绪，又使得人们重视这个问题。三方面结合，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问题。

　　出现抢购风怎么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力丹研究员：北京的抢购风已经过去了，因为物资供应还比较及时，政府在抢购方面的疏导工作做得比较好。但这次的公众恐慌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些政府部门对待流行病的管理还存在问题。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次政府一开始就是这种情况，没有公开疫情。如果一开始就抓住，就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雷跃杰：要消除恐慌，就要真正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主流媒体都会起到一个导向的作用。主流媒体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和声音，也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媒体的责任就应该加强，不能拱手让给小道消息。我们的报纸、电视、广播等都应该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

　　政府是排头兵

　　非典能在短期内得到控制

　　南京大学副校长洪银兴教授：我认为现在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控制还是有能力的。原因是，第一政府现在已经不隐瞒疫情，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灾情严重，政府隐瞒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就坏了。如果政府不隐瞒，实事求是，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我们能够在短期内控制住疫情的一个重要依据。第二是现在各级高度重视。如果研究灾害经济的话，像过去那样，靠市场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由政府出面来解决是有效的。政府全力以赴，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我特别有信心。我们的组织网络比较严密，政府在控制突发事情上的能力也是很强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时候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从医护人员讲，医护人员的前赴后继的精神可以反映中国的一种国民性。中国的特点，一旦遇到严重的灾害，严重的困难，中国人的凝聚力就体现出来。这也是一个依据，再一个就是依靠科学，这种疾病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疾病，它给全球都会带来一定影响，因此全球的科学家都在研究，攻克这个难关。我认为有这么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克服它。从这几个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疾病在短时期内可以控制住。

　　政府正在做最大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现在看来，我们的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有些问题需要以后再去做，因为现在根本来不及，还不是总结的时候。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研究员邓伟志：对待非典，更需要社会的力量来解决。任何的麻痹大意或严守紧捂都是犯罪。我国政府现在的态度是积极的。

　　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伟民：到了后来事态比较明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方面开始紧急行动起来了。这一动起来，还是比较有效的，尤其是医疗单位的组织方面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SARS考验政府应变能力

　　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伟民：政府有关部门在事件最初发生、出现的时候，可能存在估计不足，对这一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尤其是不利的影响、负面的后果估计不足，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慢了几拍，没能及时做出反应。

　　政府须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

　　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伟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而且是有组织地动员起来。无论是健康的检查、隔离的观察、到医院的隔离治疗还是互相之间情况的通报、上报、汇报制度，都应该由政府出面通过公共的关系建立起来。同时通过居委会、社区建立起一个配套的机制。

　　政府在扮演什么角色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卢汉龙：政府当然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了。因为整个医疗系统，基本上都是公家的。政府现在对医疗系统很重视，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政府在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必须做到信息传递要迅速；政府对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管理要健全；政府在防范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财政的预算要有一定保证，包括对这些病人的安置。

　　中山大学任剑涛教授：如果SARS在广东发生之后，我们有处理这种事情的成功的经验，或者说心理上有充分准备的话，也可能这个事情就被封杀在广东，就可能不向全国蔓延。

　　中央党校政治学教授吴忠民：SARS的危机过去之后，最可能对管理体制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先是从科学化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科学化、民主化。

　　需要加速建设新的公共服务体系

　　对于SARS对公共防御系统的影响，调查中，专家认为——

　　要进一步打造“责任政府”的新形象

　　中山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公共政策首先是公共性，实施者与实施对象必须有相当的联系，必须尊重公民，一个责任政府，不来自与政府官员的自律，政府的定位，是相当重要的。责任政府是要把自己和百姓放在同一个位置形成契约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责任政府，第三是需要有个政府的公共应急机制，对社会而言，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使整个社会运作环节出现问题，出现公共紧急事件，我们的危机事件管理有应对能力。另外，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有严格的技术要求，一个紧急事件出现后，如何采取断然的有效措施，而这种措施的法理根据是什么，我们免部长，是行政追究，我们应该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

　　中评网主编、法学家萧瀚：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多层次地来看。从历史和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应该支持政府的行为，因为毕竟开启了一个先例，建国50年来，政府没有为疫情流行而将如此高级别的部长级的官员给免了，这是从未有过的，我就觉得就凭这一点，就是一个进步，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是多角度的，多层次的。包括我也层写过一些文章，对具体的政府措施提出一些建议和批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否定的，我觉得整体的进步还是值得认同的。

　　公共卫生的财政预算要保证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卢汉龙：最重要的建议是，第一信息传递要迅速；第二是政府对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管理，应激的反应要健全。第三，政府在防范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财政的预算要有一定保证，包括对这些病人的安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如果一开始就抓住，加大经费投入，就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

　　应该建立官员问责制度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教授：我认为只要不牵涉到国家机密，就应该让公众知情。该让公众知道的，不让公众知道，就认为公众的命运由我来掌握，你们自己不要管了，我来替你们做抉择就可以了，但结果是损害政府的形象。中央很果断，撤了两员大将，这样呢，媒体就壮了胆了，地方的官员也感受到了压力，如果我信息不公开，我可能就保不住自己的乌纱帽了。在危机时刻，只有采取这种强大的铁的纪律。所以从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以来，媒体的变化是很大的。媒体每天公布疫情报告，那么网上的谣言自然就少了，老百姓自然也会看每天下午四点钟的疫情公告。

　　现在西方有些国家特别希望中国有个特别大的变化，希望中国走苏联老路，其结果是苏联解体，世界地位一落千丈，没法与中国比了，西方人把苏联整惨了，彻底失去了尊严，国家完蛋了。现在他们又希望中国领导人成为“戈尔巴乔夫”。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非常英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他们只会使中国走向胜利，更加强大。

　　必须加强社区和民间团体力量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蔡禾教授：我国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一切资源来应付这个问题，这是我国的特点，但我们同样会发现在这其中，我们较少发现民间团体的影子，如果注意一下香港。我们会发现许多民间社团在忙着宣传，我们抗击非典主要依靠政府，可以多发挥社区和民间团体的力量。

　　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伟民教授：要做的就是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而且是有组织地动员起来，就得依靠政府，不能依靠个人，或是通过非正式群体组成的网络，就像现在的单位，包括一个系统。一个系统有很多单位，他们联合起来采取了很多措施，什么健康的检查，隔离的观察，到医院的隔离治疗，还有互相之间情况的通报，上报，汇报制度，这本来就应该由政府出面通过公共的关系建立起来，通过居委会、社区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些配套的设施。从社会化的、公共的角度去建立公共卫生、健康的预防与应急机制与制度，要从公共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个单位或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这样的依靠行政职能去运作的方式。

　　五大城市非典舆情调查之后的思考

　　专访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

　　SARS，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全部公共体系，第一次如此彻底地直面这么一场危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专家们，在SARS肆虐的日子里，进行了一次“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的调查活动。

　　这五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

　　五大城市共调查了1030户人家。

　　除了对民众进行调查之外，他们还通过对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政治学、流行病学等领域的专家的深度访谈，试图从多角度、全方位切入SARS事件，分析SARS爆发的医学与社会原因对我国政治、文化与心理等方面的深远影响，并总结各级政府在抗击SARS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5月13日上午，博士生导师周晓虹教授坐到了记者的面前。他是这次调查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已经完成了调查工作，下一步，他们将对调查进行研究分析。

　　“SARS是一场人类灾难，但灾难背后，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深刻检点和反思。”他向记者表达了如下看法。

　　将带来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

　　我们必须检讨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SARS面前，我们感悟到了健康的重要性。有专家提出了“储存健康”的观点，周晓虹则将这话引申为：健康是人类通向成功的阶梯。

　　如果人类连自己的健康都不能保障，那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期待的呢？

　　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疾病谱正在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对人类生命构成重大威胁的疾病，往往和人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着。

　　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民族经过漫长的选择，留下了最佳的食谱。可如今的国人，早就突破了这本食谱的限制，或许这场SARS就是大自然对我们在饮食上一味追求新、奇、怪的惩罚。

　　其次，这场灾难还将改变我们的生活价值取向。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卫生习惯并不是太好，对随地吐痰等日常细节不是很在意。

　　这种不在意在这场危机中被证明是致命的。

　　在对SARS还缺乏了解，还没有特效药的今天，人类感到了身体健康的可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自身的体质等等。这些是我们孩提时就开始接受的宣传，可当我们成年之后，反而忽视甚至忘掉了这些。

　　经历过这场危机之后，政府必将大力宣传和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民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可乃至接受，将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因此，我们需要进行的，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

　　将对社会资源分配进行调整

　　SARS，让一些人感受到了恐慌。

　　不知所措的状态，让一些人在灾难面前缺乏信心。于是危机逼得人们重新转向以血缘、婚姻为纽带的传统关系，在那里寻求安慰，寻求精神支持。

　　周晓虹教授认为，这恰恰暴露出，我们缺乏一个有效的社会救助机制。

　　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旧有的以单位为主的组织体系，已经难以做到全面控制社会资源，而新的组织体系还没有健全起来。因此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政府缺少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导致在一些问题的解决上，存在困难。

　　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在弱化着，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社会事务，因此必须借助社会的力量。可SARS让我们再一次发现社会力量的薄弱。

　　“经过这次事件，或许会有一次资源分配的大调整。”

　　原先的社会工作事务，大都由民政、妇联等部门承担，可这种运作模式是高成本的。因此在这次危机以后，在宏观上会出现应急机制，在微观上将加强社会工作网络。由他们来给市民提供帮助服务，精神疏导、知识咨询等。

　　社会救助机制，包括志愿服务者、专业的社区员工等等。

　　灾难让百姓成熟

　　谣言止于智者。

　　现代社会，除了发达的传统媒体，还有网络短信等众多信息渠道。因此隐瞒带来的结果，将适得其反，导致小道消息漫天飞的局面。

　　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政府展现了公开透明的姿态，及时的信息发布让权威进一步得到确立。政府的公信力大大增强了市民的信心。

　　信息的公开和透明，让谣言失去存在的土壤。

　　周晓虹说，SARS让我们每个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灾难的干扰，每个生命都是那么的接近；可这场灾难，反过来又会让国民成熟起来。经历过这场灾难的考验，将极大增强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以后的日子里，应对这类突发事件，就会有相当的经验。

　　因为我们经历了SARS。

　　将会改变消费方式

　　周晓虹注意到，个人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在这场灾难中也发生着变化。

　　这种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更快进入一种全新的消费阶段。

　　在SARS日子里，不少人开始尝试网上交易和刷卡消费，这样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原本被称为“泡沫”的网络经济开始展现优势。

　　而这类消费方式的培养，让市民习惯在交易过程中“信任”别人；反过来，这类消费又推动了服务方式的变化，凸现了商业诚信的重要。

　　危机过后，会有不少市民依旧延续这种消费方式。

　　经受危机考验后的政府更赢得了民心

　　SARS的流行不仅考验了我们的民众，更考验了我们的政府。翻阅着厚厚的调查问卷，周晓虹分析道，在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的政府成了抗击非典的排头兵。

　　我们的政府是排头兵。它充分表现在SARS危机中，我们的政府能够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去阻击SARS。

　　我们的政府是排头兵。它也充分表现在这场危机中，我们的政府能够高效率地结一张抵御SARS之网，并对人民倾注了全部的关爱和热情。

　　周晓虹最后说，民心向来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的风向标，而我们的本次调查就是对这种说法的最好的注脚。他透露，5月20日，我们还将进行第二次全国五大城市的千户市民调查。周晓虹希望，我们的政府将会赢得更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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