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五月艳阳天。

　　依然是绿草如茵，依然是山花烂漫。

　　然而，2003年的春天，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消毒药水的气味，一种叫“非典”的疫情像一团团凝重的阴霾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这是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一次生存考验。

　　从4月中旬开始，北京的疫情一天紧似一天，医护人员开始严重不足。疫情就是命令。经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准，全军急调1200名医护人员支援北京市防治“非典”定点医院。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极短的时间内，解放军驻甘的6家医疗卫生单位就抽调了32名医护人员。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只有23岁。参战人员中，有的是多次主动请缨，有的是按照医术过硬、作风优良的要求，精心挑选的，全是精兵强将。

　　送行的首长、战友、亲人们热泪盈眶，依依不舍，但即将出发的勇士们，就像听到冲锋的号角，精神抖擞，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征程。

　　“因为，我们是军人”每当危难时刻，每当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解放军战士总是冲在最前面。就像每一次抢险、抗洪、救灾一样，在这次充满危险和牺牲的疫情面前，他们同样奋不顾身，挺身而出。

　　今年38岁的陈永红，是解放军第一医院检验科的主管技师。早在1986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他就毅然写下血书，上了老山前线。

　　2003年4月26日傍晚，当他接到上北京的命令后，便斩钉截铁地向院领导表态：“这一次我还是要上前线。”直到出发当天，陈永红才把参加支援北京“抗非”一线的消息告诉母亲。他安慰母亲说：“妈，不要担心，是上级信任我才让我去的。在那里，我们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病毒挨不着我。”但陈永红心里清楚，这一次不同于上一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医生是在后方，相对来说是安全的。这一次，却是在与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作战，医护人员就是冲锋在最前面的战士，危险性很大。然而，一个真正的战士是永远都不会退却的。

　　成仲，也是38岁，解放军第一医院呼吸内科的主治医师。当他得知部队要选派人员上北京的消息后，就提前开始准备行李了。作为呼吸科专业人员，他知道自己非去不可。

　　4月26日，星期六，正在为儿子昊昊过9岁生日的成仲，突然接到医院召开紧急会议的电话，他撂下筷子就往医院赶。妻子心头一紧，成仲这一走，家里就留下年迈的母亲和顽皮的儿子，自己又面临下岗。但成仲给家人说：“因为，我们是军人。”是军人，就意味着服从命令；是军人，就意味着必须付出。

　　金远林，46岁，兰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现在是小汤山医院第五病区主任。他的妻子刚刚接受过重大手术，今年转业，正准备于5月份搬家，落户上海老家，还要为孩子联系学校。可当听到院里要组织医疗队赴京参加抗击“非典”的战斗时，他却主动请战。回家后他对妻子说：“作为一名呼吸内科医务人员，那么多人等着救治，我理应冲在最前头。”王雪琼，25岁，兰州军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

　　她是全院第一个主动请战的人。她连续三次向院领导表达自己强烈的愿望：“我独自一人，没有牵挂。年轻体力好，我去最合适。”她的父母在南京，当她把这一决定在电话里告诉家里时，也曾是军人的父亲立即表示支持，一再交待：“去了一定要好好干”。还马上从南京给院长打来电话，恳切要求院里答应女儿的请求。

　　彭端云，兰州军区总医院器械科工程师。今年4月初，母亲才病逝。他在四川老家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刚刚回到医院，27日就接到了上北京的命令。

　　宋正苓，兰空473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防治“非典”小组组长，现在是北京小汤山医院第十五病区主任。他今年已经50岁了，是这次甘肃驻军奔赴小汤山医疗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上级通知要求必须派一名呼吸科或传染科的专家，可医院里只有他一个人适合。按照卫生部的规定，50岁以上的医生可以不直接接触病人。但他想，自己受党教育30多年，又是在部队上的大学，再说北京这时也需要好医生，他毅然服从了命令。爱人也是军人，她也知道军令如山。女儿在第四军医大学上学，宋正苓怕影响女儿的学业，没有告诉她。可能女儿至今还不知道父亲在北京“抗非”第一线。

　　今年29岁的李星铸，从上海一所军校毕业后，先后在驻张掖、青海和天水的部队工作。他已有三个春节没有回家了，平时更是很少回家和父母团聚。他调到兰空473医院仅一个星期，连行李还没有安顿好，就接到了上北京的命令。母亲很担心，但他笑笑说“没事”。他安慰母亲说：“我受部队多少年的培养，关键时期，不站出来怎么行。风险总得有人担当。再说这也是锻炼的好机会。”他本来打算今年七八月结婚，现在看来婚期是要推迟了。

　　杨嘉伟，兰空473医院口腔整形科主管护士。父亲患有冠心病，身体不好。丈夫付兰宁，是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大夫，手术多，工作忙。婆婆偏瘫在家。她走时只好把11岁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父母。母亲安慰她说，你就去吧，不要操心家里。

　　叶萍，兰空473医院空勤科主管护士。从小失去母亲的叶萍对父亲的感情特别深。父亲身体不好，年初她特地把父亲从西安接到兰州来准备手术治疗。已经做好了手术前的检查，正在等待手术。但就在这时，她接到了参加医疗队的命令。的确，这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叶萍来说，太突然了。她的哥哥在玉门，爱人和孩子在西安。兰州再没有别的亲人。这么丢下等待手术的父亲，怎么说她还是心中不忍。她只好把自己的手机留给父亲，告诉父亲说，医院要组织医疗队进京，她是成员之一。父亲没多说什么，只说了句“你就去吧”。父亲经常看电视，知道“非典”是怎么一回事。兰空医院为了让叶萍安心前往北京，特地为叶萍父亲派了3名护士作特级护理。

　　5月6日，叶萍父亲顺利地作了手术，叶萍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打电话，知道这件事，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王永沛、李可萍、张巧莉、彭付萍、任彩虹、徐树金、孙安、李星铸、陈全国、王秀丽、刘晓惠、李惠琴、韦燕、陈全国……每一个战士，都洋溢着当代军人的豪情壮志；每一个战士的家庭，都有一段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

　　“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每一位奔赴小汤山的医护人员的背后，都有一支默默支持的坚强“队伍”，父母、妻儿，领导、同事，他们的付出，和烽火战场上的牺牲一样，令人敬佩。

　　金远林的女儿金晶，只有13岁。父亲去北京后，她写了一篇作文。她稚嫩的语言似乎代表了所有家属的心声：“……那是一个平常的星期六，但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却又是那么不寻常，爸爸接到上级指示，让他立即奔赴北京小汤山传染病院‘抗非’第一线。爸爸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因为他深知作为一名军人，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是他的责任；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是他的光荣；作为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这是他所热爱的事业。

　　爸爸一心只想拯救病人，用真情温暖病人。在电视上，我看见了爸爸所在的小汤山医院，那里所有的医生护士在高温天气下戴着口罩，穿着厚厚的隔离服，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看着他们不辞辛苦，全力以赴，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每一个病人时，我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我没有理由不为我的爸爸而感到自豪。他们与那些在战场上同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士们一样崇高！

　　……鲜花是献给英雄们的，当所有的医务人员不负这光荣使命，凯旋归来时，我一定将手中的鲜花献给最可爱的人。”兰州军区总医院彭端云的爱人唐明英说：“我找小彭，没找错。”唐明英的父亲是上过朝鲜战场的军人。她6岁时，父亲累倒在工作岗位上，被追认为烈士。她想不起来父亲是什么样子，只有一张父亲穿军装的照片伴随她长大，所以她对军人有种特殊的情结。小彭1990年军校毕业分配到兰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两个月，他们就结婚了。之后，唐明英辞去了在四川的教师工作，只身来到兰州。医院领导很关心他们家属的生活，她现在承包了院里的餐厅。由于他俩都很忙，孩子从上小学就交给了“小饭桌”。现在丈夫不在，她每天早上还要给孩子量体温。一个人忙成了俩，但她毫无怨言，她说，忙点累点没啥，因为有这样的丈夫她感到自豪。

　　今年25岁的韦燕是兰州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的护士。那天她本来是在家休息，但一听到院里有任务，马上去了医院报了名。之后才想起来该问一下妈妈。妈妈一听，就有点急了，这可有生命危险啊！病毒看不见摸不着的，你一旦感染，我可受不了，我养你这么大多不容易。

　　但韦燕说，我不去谁去？我们科里好多人家里有拖累，我没有负担，我去理所当然。妈妈，你们就多保重自己吧。

　　母亲知道女儿的性格，一旦她决定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她急急忙忙给女儿去买旅行包，可由于心里太乱，到商场掏钱时，才发现忘记了带钱包。

　　陈永红的爱人杨惠君是雁滩一所小学的老师，一个平实而瘦削的女性。她说，当我突然听到他要去北京时，头都大了。他倒是挺坦然，说，没事！他出发那天，我只送他到医院的大院里。那天天变了，刮着风，我的心情也不好；婆婆只说了一句“保重啊！”，就转过身去再没敢回头，我看到她一转过身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和孩子也哭了，我们只是默默地看着别人在欢送，什么也没说。他走了以后，婆婆就过来陪我，她比我坚强，她说，别担心，男子汉嘛，就让他闯去，有国家关心着呢！慢慢的，我的心也平和多了。

　　平常幸福在身边的时候，人总是感觉不到，可等到离开了，才觉得它的珍贵。杨惠君说到这里时声音有些哽咽。她说，丈夫的性格好，家里的事儿全靠他操心。我在学校的工作很忙，中午不回家，孩子的事儿都是他管。

　　晚上我下班回家，他把饭都做好了……自从他走了以后，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盼着到晚上接他的电话。听到他说好着，我就稍稍放心了。前几天孩子生病住院，我看着别的孩子都是爸爸妈妈陪着，只有我们是母女俩……但愿他能平安回来，我们一家人像以前一样……我以前爱生气，爱多嘴，以后我再也不和他生气了。他爱养花，老养不活，我就抱怨说，你花那么多钱还把花养死！

　　这次回来，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我再也不埋怨他了……在这之前，我觉得“非典”离我还远，但他去北京之后，我觉得“非典”一下子离我很近，我每天都看所有关于“非典”的报道，关心小汤山的一切。

　　陈永红的母亲白发苍苍。我们在采访她时，她沉默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开口：“我不知道说啥呢，他的爸爸去世才一年，我心里……”就是这位母亲，当组织上表扬他的儿子在北京表现不错时，她这样说：“他比他爸爸差远了，他还要好好学呢！”相对女性的担忧和伤心，男性家属则表现出另一种沉着和旷达。

　　解放军第一医院传染科护士长王秀丽的爱人李先生，是兰新瑞德集团的部门经理，他对妻子的赴京表现出一种坦然，他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儿，而王秀丽本人也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在接到通知后，最让他们夫妻为难的是，怎么向双方的父母和12岁的女儿说这件事。

　　27日，李先生和妻子外出买东西、做准备。那天大多数时间王秀丽都在和朋友、战友话别，参加医院的欢送活动。由于实在无法向女儿开口，他们只对女儿说妈妈要出差十几天，让她去大姨家生活一段时间。收拾好东西将女儿送到王秀丽姐姐家，王秀丽没敢对女儿多说一句话，掉头就走……当天晚上，王秀丽将医院食堂的卡给了丈夫，让丈夫去食堂吃饭。在火车站，双方都知道彼此的伤感，所以避免近距离接触，只说了两个字：“保重”。

　　“从28日之后，我开始重新认识她了”，李先生说，“过去，在我眼里她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在家里是一个普通的妻子、母亲，该挤公交车时就挤公交车，该买菜时就买菜……但在这之后，突然间，她在我心目中伟大起来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坚强的、不平凡的女性！”兰州军区总医院营养师刘彩虹的丈夫丁胜福对记者说，以前家务活都是刘彩虹干，现在她在前线，干家务、照顾孩子、辅导功课都落在他身上。作为一名军人，又作为一名医生，双重身份都要求他们冲在最前面。他一再嘱咐妻子一定要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千万别因为疏忽，不但完不成任务，还成为负担。孩子依赖妈妈惯了，到现在写作业遇到难题，还是要打电话向妈妈请教。丁胜福不得不给孩子做工作，别再增加妈妈的心理负担。

　　妈妈出发的那天，孩子一定要去送。但考虑到孩子到车站忍不住哭起来，影响大家的情绪，就硬着心肠把她留在了家里。孩子嚎啕大哭，事后还伤心了好久。小丁是个内向的人，送别时尽管没有表现出来，但他心里非常难受，几乎控制不了情绪。

　　对“牵挂”一词，丁胜福现在体会特别深刻。他说，以前看电视，对抗击“非典”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现在妻子在那边，只要看到电视上身穿防护服，非常辛苦的医务人员时，他都会禁不住流下眼泪，并默默地为他们祈祷和祝福，因为他们中有一位是自己的妻子。

　　为了解除赴京同志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北京安心工作，各医院将这些同志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爱人单位、有哪些具体困难都一一了解清楚，然后一一走访他们的家人，了解他们的孩子、老人的生活情况，并给予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五一”期间，兰州军区联勤部的首长和医院领导，挨家挨户地慰问了他们的家属，给他们送去了鲜花、礼品和慰问金。兰空医院给每一位赴京的同志每月补助300元到500元的电话费，要求他们每天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兰州军区总医院每天打电话，掌握前方战士的生活、工作情况，需要什么就解决什么，不惜一切代价。

　　5月7日，兰州军区总医院了解到北京的隔离服都是连身的，穿起来很不方便，加上天气热，又捂得严严实实，有的人身上都起了痱子，于是很快赶制了10套隔离服，和一批爽身粉、痱子粉、西洋参含片一起，用特快专递寄到北京，使奋战在前线的同志大为感动。

　　“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

　　5月4日：“临床比平时工作量大多了，我已经上班十几个小时了。”“再累也要吃饱饭。”5月5日：“今天收了23个病人，有的上了呼吸机。

　　由于换班的人没有坐上车，我才下班，刚洗完澡。”“一定要按规定穿好防护服。”5月6日：“的确很累很累，但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决不会给院里丢脸。”“别着急，慢慢会好起来的。”“是的，我也这样想，我会努力坚持。”……

　　这是王雪琼离开兰州后与兰州军区总医院心内科护士长项岚的几条手机短信交流。短信虽短，但却让我们强烈感受到赴京医疗队的紧张和艰辛。

　　记者经过多次努力，终于和万分紧张的前方取得了联系———8日中午12时，记者连线到兰州军区赴京医疗队队长董强。

　　董强说，他一上午都在忙，这才刚刚坐下来。他介绍，4月30日下午，赴京人员分别在西安和乌鲁木齐汇合，陆续赶到小汤山。接受两天的专业培训后进驻小汤山医院。工作人员的住地与医院相距2.5公里。

　　整个医院分成三个部分：隔离区、限制区和清洁区。隔离区是病人驻地，限制区是辅助科室及工作人员驻地，都属于污染区域；清洁区是机关办公地和生活区、库房等等。从清洁区到其他两个区域进出的防护工作是非常严格的。

　　来自兰州军区的医护人员组成五、六两个病区，每个病区10名医生、20名护士，来自兰空473医院的医务人员在十五病区。前期的工作量非常大，所有的设备、物资都不到位，刚开始的几天，所有人都非常累，心理压力也很大。工作人员疲惫不堪，有的腰也直不起来。病人都是一批一批集中入住，所有的医护人员必须一齐上阵。五病区一共可容纳50名患者，4日、5日两天进了42名病人。

　　而病人一开始往往都不太配合，给医护人员增添了难度。

　　晚8时，记者连线到五病区的护士长王秀丽。

　　她说，小汤山医院的工作很艰苦，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里面的衣服总是被汗水湿透。按要求每个医务人员接触病人不超过4小时，但他们的实际工作常常是七八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因为自己是护士长，所有护理计划、安排都要操心，仪器和药品的搬运都要自己来。厚厚的防护服和口罩让他们总是处于缺氧状态，做事总是喘着气，特别费劲，说话还要大声喊才听得到，而眼罩也因为戴了口罩总是模糊不清。三层防护服，穿脱很不方便，而且是一次性的，价钱也很贵，所以在病房里，大家都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有的护士虚脱了，但又不能喝水，只能摘掉口罩到外面吸口空气再进去……有一次，她从早上进病区一直忙到半夜三点，没有吃东西，出来之后也累得已经吃不下了，只是疯狂地喝水、喝水……

　　有时候她会把吃饭当作任务，硬逼着自己吃。

　　尽管工作如此繁忙，但王秀丽还是很注意保护自己。因为一旦自己倒下，对病区的影响非同小可。有一次她当完班已经是晚上10时多了，从病区到坐车的地方有近一站路，怕被夜风吹感冒，她不停地跑。回到住处，全身酸疼，睡不着，脑子里不由得还要对病区的工作回忆、盘点，突然想到什么，就赶快爬起来记在本子上……

　　“非典”将人与人的距离拉远了，但是在病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拉近了。没有抱怨，没有讨价还价，大家相互帮助，尽量自己多付出。王秀丽说，我们是军人，义不容辞，只有把北京的疫情控制住，全国的情况才能好起来。

　　陈永红在电话里说，他的工作是对小汤山医院10个病区的病人血液进行分析，每天大约有100多个标本，由于直接接触病人血液，工作很危险。昨天当他打开标本的时候，血液就直接喷到了他的眼罩上。昨天，有几个护士因为过度劳累晕倒了，这让他觉得很难过。

　　26岁的刘晓慧，是解放军第一医院普外科的护士。在电话里，她嗓音清脆甜美，还带着一些孩子气。她最深的感受是在小汤山的这些天里，与病人沟通得挺好，病人们理解到这些来自各地的医生是对北京抗击“非典”的支持。第一次与病人接触，她挺害怕，但在交流和沟通之后，心里的恐惧渐渐消失了。现在，当她坐在床前为病人们喂饭的时候，心里是平静的，对患者充满了同情……

　　9日晚9时，记者接通了兰空473医院口腔整形科护士长，现任小汤山医院第十五病区感染监督控制督导组组长李可萍的电话。

　　她告诉记者，在当地保洁工缺乏，保洁公司没有配好保洁工，李惠琴(26岁)和任彩虹(23岁)两个年轻的护士被安排作了保洁工。两个姑娘服从大局，都接受了。

　　在电话里，李可萍还兴奋不已地讲述了受到温家宝总理和吴仪副总理接见的感人场面。她说，那是5月4日早上7时20分，大家早早上车来到办公楼前等待任务。这时她才知道温总理要来接见他们。当时海陆空的军人都有，听说总理还要和第一排的同志握手，她就和同去的彭付萍、李星铸从后面挤到前面，占住了第一排的位置。等到10点钟的时候，温总理来到他们面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并问是哪个单位的，是护士还是医生。然后温总理向大家讲了话：军民一家亲，人民解放军在危难的时候总是想着人民。军民团结，同心协力，依靠科学，依靠群众，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总理正好就站在李可萍的前面，李可萍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总理讲话。总理很平易，很亲切。总理讲完后，大家热烈鼓掌。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问大家：“刚才总理讲了，你们有信心没有？”大家齐声回答：“有！”那句“有”真是气壮山河。

　　5月11日，李可萍从小汤山医院向兰空473医院的护士姐妹发来慰问信，代表在小汤山的兰空473医院7名护士向全院护士祝贺国际护士节。她在慰问信中说：“我们这个集体是一个团结的集体，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科室，可能从前见面不相识，为抗击‘非典’，大家走到了一起，现在亲密得像亲姐妹。叶萍、杨嘉伟发挥老护士的特长，非常关心几个小妹妹；彭付萍、张巧莉是主力干将，业务熟，技术好，处处冲在前面。小妹妹任彩虹已经火线入党。

　　没有‘非典’的日子是美丽的，战胜‘非典’的日子将更美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我们的“白衣天使”仍在与“非典”短兵相接，进行着殊死搏斗......我们会永远铭记这个揪心的春天，历史将永远镌刻这一个个悲壮的故事，一个个挺身而出的背影……

　　用生命挽起生命，人类就不会被任何厄运击倒！

　　我们祝愿一线的同志平安健康！

　　我们相信胜利的曙光已经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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