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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忽—蔓延—传言—恐慌—防疫—隔离—停课—善后，不期然地，中财大和北交大成为此次SARS危机中早期情况的缩影

　　SARS袭击中财大、北交大调查 本刊记者楼夷/文

　　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一带一度成为人们谈虎色变的区域。在这里的中央财经大学及与其一路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在4月下旬双双成为SARS重灾区。至5月8日，据两校的对外公布，两校的疫情终于大幅缓解。而在此之前，两个学校都经历了典型的SARS袭击全过程：轻忽—蔓延—传言—恐慌—防疫—隔离—停课—善后。不期然地，两校成为此次SARS危机中的早期情况的缩影。

　　中央财经大学篇

　　5月8日下午，中央财经大学(下称“中财”)西塔楼的大门在紧闭14天之后，重新打开了。

　　从4月9日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人开始，这座小楼的近40户人家共90多位居民陷入了一场恶梦。而它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作为北京高校的重灾区，也面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阻击战。短短几天，关于中财疫情的各种消息满天飞，而4月16日晚开始的中财学生离校则被演绎成“中财午夜狂奔记”，引发多方揣测和评论。

　　5月6日，中央财经大学宣传部部长巴图在学校办公楼接受《财经》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从4月9日到5月6日为止，中央财经大学一共有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这远远小于传闻的数字。当然，中财因此所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

　　1、猝不及防

　　4月上旬的一天，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去北大附属人民医院(下称人民医院)看病，回家不久便出现发热症状。4月8日，家人将他送到北大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急救，10个小时之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曹教授症状很像SARS。经过北医三院向北京市有关部门请示，患者最终未被确诊为SARS。死亡诊断书上写着：呼吸衰竭、肺炎。

　　教授的儿子(中财后勤集团总经理)、儿媳(中财投资系教师)都是中财教工。教授去世后，同事们纷纷前去慰问。

　　那是北京的SARS疫情看去并不严重的日子。4月2日，卫生部宣布北京已不再是疫区。4月8日，卫生部公布北京至6日的发病人数是19人，“全部都是输入型病例”。4月10日，北京报告的患者仅上升到22人。北京市长孟学农对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的社长说，22个病例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诊断的结论，外部的环境，都让教工们觉得不必有什么担心。

　　此时，曹教授的儿子也发烧了。因为忙于准备后事，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特殊异常。

　　然而到4月12日下午，校领导接到医院的消息，得知死者的妻子发烧住院后，诊断为“印象：非典”。校领导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提出防治非典的十项措施，包括全面消毒、排查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建立疫情报告制度等等。

　　“工作很紧张，尤其是排查，”巴图说，“要一层层缕出来。”传染链有三条：曹教授本人的亲属，曹教授的儿子媳妇的同事，还有曹家的邻居。最后确定了40个密切接触者。要求他们回家休息。

　　疫情比估计来的更快。4月12日之后，三条链全部爆发了严重的疫情。在曹家，已故教授的妻子住院之后，其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6人前后发烧入院；在曹教授儿子工作的中财后勤集团，6位员工相继病倒；而曹家所住的中财西塔楼，住户中十几人纷纷中招。

　　据巴图介绍，到4月28日为止，仅包括曹教授在内的中财教工有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其中两人死亡。此外，还有包括曹教授妻子在内的一批相关家属染恙，一位小区电梯工也未能幸免。巴图没有透露有关详细数字。

　　《财经》曾辗转看到了曹教授当初的诊断意见。一份有着海淀区疾控中心大夫签字的书面意见上说：患者主要症状为腹泻，没有咳嗽，没有流行病学史，不属于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的陪护发热四天，没有咳嗽，不属于呼吸道传染病。

　　在这里，所谓“没有流行病学史”，是指曹教授没有机会与患者接触。人们知道这位教授在发病之前去过位于西城区的人民医院，但当时没有引起注意，也无法引起注意。

　　至4月24日，人民医院成为北京首家被正式隔离的医院，官方消息称之为“‘非典’重点疫情地区”。老教授的“流行病学史”方现端倪。

　　至于咳嗽等症状，根据卫生部4月14日新颁布的诊断标准，已明显属于可弹性掌握之列(参见中国疾控中心4月初编《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防治培训教材》及卫生部网站)。

　　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

　　2、艰难抗疫

　　4月16日是许多中财学子难以忘记的日子。当天下午，学校召开会议，宣布从即日起调整教学计划，5月8日恢复上课。16日晚上，由于学生中出现宿舍楼要被封锁的谣言，一些还没有来得及走的学生纷纷跑出来，在校门口聚集。

　　一位路过中财的学生亲眼目睹了中财校门口奇怪的聚集。“晚上12点左右，我路过中财，看见有一二百人聚集在校门口。”他说：“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说没事。可是没事为什么那么多人呆在门口？”

　　一篇被广泛传阅的《中财非典亲历》详细记述了当晚的混乱。“楼前惊惶的人流拖着行李涌向校门，想逃离中财。放眼望去白花花的全是带口罩的逃难的同学，一个又一个的寝室瞬间都空了。仿佛某个好莱坞大片的情景一样。”

　　巴图表示，调课是出于对疫情在学生中爆发的担心。这一危险不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中财校园占地208亩。面积狭窄的校园里聚集了6000多个学生。而且已经发病的人群多为与学生密切接触的教师和后勤人员，“处理不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校方咨询专家的意见是：分散，才能避免交叉感染。

　　“当时北京高校没有现成的政策，我们顶着很大的压力。”巴图说。“而学生如果离校会不会给外面造成问题，是我们下不了决心的最大阻碍。”

　　4月16日，中央财经大学宣布了调课计划：从4月16日到5月8日，所有的教学科研，大型活动全部停止。这是北京高校首次因SARS之忧而停课。据了解，从4月16日到4月20日，中财的学生走了2/3，6000人的学校里只剩下了700多人。同时，学校的防疫工作一度异常艰难。

　　首先是药品和设备紧缺。因为学校车队的两位司机都感染了非典，学校总务处长自己开着车到各个药店采购，但“什么都没有”。幸好，学校及时购买了一批中药，“这在当时起着极大的稳定人心的作用。”还陆续买了5口锅，每口3万多块，24小时连轴转，“人休锅不休。”

　　更难的是病人的送治。“开始的时候120怎么叫不到，”学校到处找车，实在来不及的就只得打出租车。巴图说：“直到第17例病人才叫上救护车。”

　　病人送到医院后，还遇到因为医院床位不够，或者就诊设施不足被拒收的情况。“只能哪接受就哪儿。”有的患者因为没有床位，只能在走廊呆着，冻的不行。人事处长穿着隔离服，闯到医院为病人送大衣。

　　“不过这些混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巴图说。

　　4月24日下午，对西塔楼29号楼实行隔离的措施正式实施。整整14天，没有出现新发病例。“如果没有意外的话，5月8号下午将会解除隔离。”

　　隔离的解除并不意味着抗疫的结束。根据先前的调课计划，5月8日离校的学生们就要陆续返校了。

　　据确切消息，中财大学生至今并无人染疾。

　　北方交通大学篇

　　“中财出事情的时候，我们还在隔岸观火呢！觉得SARS是离我们很远的东西。”北方交通大学的学生王某对记者说：“可是没想到，它就发生在我身边。”

　　就在中财学生因为封校传言而发生混乱的第二天晚上，与中财一路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嘉园15层一个宿舍出现集体性发烧。

　　因非典而全校停课，中财在北京高校中算是首例。而后中财学生的大批离校更掀起社会的广泛议论。随着疫情在全国展开，离校生遭到“怯懦，不负责任，把病菌带到全国”等各种攻击。巴图表示，对离校的学生是可以理解的，学校不会追究任何责任

　　第一个病例是交大计算机系2002级的孙某。孙某4月1日在军训时得了感冒，之后多次到医院治疗。4月17日，他被确诊为非典。到4月18日，其隔壁宿舍又有8人发烧。

　　到4月19日，该楼12层一个宿舍出现发烧症状。这是电子学院的学生，与孙某并没有密切接触。北方交大新闻中心主任王想平介绍说：“我们后来分析，可能是电梯交叉感染。因为大家共用一部电梯。”

　　到4月20日，一下子涌现出20多人。“有12层，也有15层，还有邻近一楼的，这下我们更紧张了。”

　　“我们称为聚集性爆发。”。到4月25号为止，一共出现了65例发烧者。“到今天，确诊10个，疑似9个，其他都不是。”王想平说。在10例确诊的人中，9例住在最初疫发地嘉园楼。其中6个是15层的，其他3个是12层的。

　　王想平介绍说，4月17日晚，学校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所有工作都围绕非典。同时启动4月7日制定的非典防治预案，校领导分成8个组，分别负责防疫、救治、宣传、采购等工作。

　　一开始便遇到了一个难题：由于一些医院因为床位紧张无法收治，病人送不出去。“校领导非常着急，如果送不出去，后面的人就全都淤在这儿了。”经过校领导和北京市的协调，到4月18号下午4点，第一批出现发烧症状的学生被分别送往北京胸科医院和302医院。到20日，65名出现发烧症状的学生都被送进了医院。

　　第二个难题是物资采购。药品的紧缺是难以想像的。王想平介绍说，负责采购的人到外面跑了一天，才买到了30个体温计。比中财幸运的是，北方交大拥有和全国铁路系统的密切关系。副校长杨肇夏向沈阳铁路局局长张伟请求援助。只隔了一天，装有大批防疫所需物资的大型集装箱就运抵北京火车站。集装箱里有：300盒温度计、1万套防护服、几十箱医用口罩，还有足够供6000人使用的胸腺肽、利巴韦林等抗病毒的特殊药品。

　　疫情威胁仍在，而学生的集中则是最大的风险。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聚集性爆发，4月20日北方交大发出调整教学计划的通知，明确提出所有教学计划顺延一个月，到5月21日结束，并有条件地同意学生离校。条件是：跟这些非典或者疑似患者没有任何接触史的，没有发烧症状的，家不是疫区的。所有要回去的同学必须填写离家申请表，注明联系方式。

　　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同时进行。通过排查，学校找出了与65名学生相关的222名密切接触者。为了隔离可能暂时送不出去的学生和需要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学校将宿舍楼17楼和红楼招待所腾空，辟出可以容纳300张床位的隔离用房。出现发烧症状的学生被隔离在红楼，没有症状但有过接触的学生被隔离在17楼。后来经过与北京市政府的协调，222名密切接触者中有114名被送往大兴县进行了隔离，剩下的108名学生便留在学校隔离观察。

　　到4月24日下午，对交大嘉园A座、B座、C座的隔离措施正式实施。近400人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在隔离区的生活。据王想平介绍，4月25日曾经出现了一例高烧症状的学生，“吓我们一跳”。幸而后来留院观察没有出现问题。后来就再没有新增病例了。

　　5月5日，被送往大兴隔离的学生已经返校。5月8日下午，这400名学生也将结束长达14天的隔离生活。但是校方的担心并没有结束。“最担心的就是毕业生能否正常毕业。”

　　离校学生能否及时完成毕业论文是一大问题。“我们已经安排过了，每一个导师必须和自己带的学生建立联系。理工科学生的毕业设计涉及到实验的，需要作试验的就先把不需要实验的那部分完成，如果真的不行就换一个选题。”王想平说：“总之要对他们负责。”

　　而另一个令他忧虑的是下一届的招生。因为SARS，北方交大陷入了许多谣言之中。说法之一是北方交大死了20多名学生、北方交大附近没有出租车敢停了，“就连一些熟人离我也远了一些。”王想平说。

　　事实上，北方交大的全部患者和疑患都在4月25日以前发病，为学生。在采取隔离措施后，无论隔离学生还是回家学生，目前无一人出现疑似症状。该校教工中亦未出现SARS病患或疑患。

　　不幸之中，此乃大幸。(《财经》sars号外每周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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