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坛医院一样处于“抗典”一线的中日友好医院，一个医生正在照顾病人，病房里鲜花正在盛开。贺延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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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坛医院，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首个定点医院。如果把正在肆虐的非典比作一场风暴，那么，这里无疑是风暴的中心。5月2日至7日，本报记者鼓起勇气，走进这一“与世隔绝的神秘之所”，用5天120小时的时间，记录了这里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恐惧、勇气、爱与坚持。目前，本报记者正处于接触疫情之后的“隔离”观察阶段。本报编辑部期待他平安归来。

　　□本报驻京记者林楚方

　　2003年5月2日上午9时20分，一辆面包车从警戒线里快速冲出来，头也不回。车里两个人神色慌张，眼睛直视前方，口罩几乎可以把眼睛盖起来。

　　“吓死你了！”警戒线旁边一个工作人员一边将被冲断的红线接好，一边冲着冒烟远去的车子骂，“不就是这里有非典吗！”

　　“在他们眼里，北京地坛医院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SARS的味道，如果深吸一口院子里的空气可能就会致命。”

　　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是给医院送物品的，刚开始连胡同都不进，打算把东西就卸在马路上，现在能送进院子就是好同志了。”

　　自从3月26日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第一个非典病人以后，这里的形象就已经注定——“这是常人远离的地方。”一条长长的布线将医院“紧紧”地围起来，原先员工可以走的通道已经被死死地封住，医院和外界的通行被严格限制在一条狭长的小路上。

　　狭长的小路外面是安定门外大街，里面是北京地坛医院——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首个定点医院，医院里住满了非典病人，263名。

　　5月2日一早，本报记者走进这个非典风暴的中心地区，用5天的时间全面地观察这个“与世隔绝”、甚至有点令人心惊胆寒的神秘之所，记录下其中不为常人所知的生活，记录下这里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记录下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恐惧、勇气、爱，与坚持。

　　悄然而下的泪水

　　5月4日，地坛医院2楼的走廊里，老院长冯惠忠拖着有些疲惫的身体在各个科室转，身子有点颤抖，“国难当头，让我回来，我就得回来。我现在得先了解情况，再协助制订方案。”

　　冯惠忠，63岁，地坛医院原院长，已经退休。上午还在菜市场买菜，突然电话打来，要求立即到卫生局报到，有关领导要他返回医院协助工作，一定要“提高准确诊断率和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医务人员感染率。”

　　二楼，长长的楼道尽头，院长办公室，现任院长刘建英对记者说，昨晚她躺在沙发上，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我梦见护士高兰在被抢救，我一下子就醒了，发现衣服都湿透了，可能是吓的，因为脑子里老是转着这些事，还好就是一个梦。”

　　高兰是北京地坛医院第五个被非典“放倒”的护士。刘建英拿出一张纸巾，快速地擦眼泪，“如果让我许个愿，我最大的愿望是，到最后喝庆功酒的时候，地坛医院的人一个都不能少……我今天怎么了，在年轻人面前也这么激动。”

　　一楼，护理部办公室，主任陈征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四川一个护士要求义务到地坛医院来帮助治疗非典，她说她会用呼吸机，而且会英文，如果答应，她会在第一时间赶来。

　　陈征婉言谢绝了，“不能让太多的人卷进来。”刚放下电话，手机又开始响，没接手机，又一个电话打来，“七区护士长要进行调整，工作一定要有序，不能乱！”

　　陈征的下属说，“她都56岁了，如果她提出退休，谁也不会说出什么，可是在这个关头，即使是66岁76岁，她也不会走。”

　　“我在传染病一线干护理工作38年，从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场面。”陈征的嗓子有些沙哑，“看到那些年轻的护士病倒了，我难受呀！她们都像我的孩子一样！”两行泪水立刻流下来。

　　如果说非典是一场战争，那么，在这场战争最前线的那些战士，无论是院长、医生还是护士，每一个被采访的人，都会在记者面前情不自禁。

　　“市里要每个收治非典病人医院的一线人员进行休整，可是我们实在抽不出人去呀，领导就说，护理部要把它作为政治任务完成。我们只有千方百计调4个护士过去，可是她们，她们……”

　　陈征再次在记者面前老泪纵横，几乎说不下去，“可是……可是第二天她们就写了请战书，要求回来，说任务已经完成，已经有媒体采访了，她们心里难受，想回来——大家都累，为什么就只有我们休息呢？”

　　“你知道上甘岭的那个苹果的故事吗？大家都渴，但苹果只有一个，如果她们吃了，别人就吃不到，所以大家都不想吃。道理就这么简单。”被派去休整的护士的一个同事说。

　　陈征继续念叨，“有两个被感染的护士刚出院，她们就跟我说，主任，我们一定要好好休息，休息好再回来！这些护士太好了，她们其实就是我的孩子，她们为什么感染？因为连续工作好几天，每天就睡几个小时，抵抗力一下子就下来了，就被感染了，我心疼呀！”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得一个轻一点的非典，能够有个躺下来休息的理由，而且身体里有了抗体，好了以后可以继续往前走。”七区护士长陈帆说。

　　3月26日：战车被发动

　　地坛医院就像一辆战车一样，在波及全国甚至世界的非典风暴中高速向前行使，“它从开始发动就不能停下来。只能一直往前走，直到‘风暴’停止，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传染病医院，很可能将战斗到非典最终消失的那一天。”刘建英说。

　　这辆战车从3月26日被发动起来，那天，北京地坛医院开始收治第一例非典病人。

　　“25日上午，我们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共同研究收治非典的有关准备，后勤要把病房清理出来，护理部配备护士，医务科要配备医生，总务科负责后勤保障，包括卫生、床位和床单以及防护物品的到位。”

　　当晚，北京地坛医院来了第一个病人。4月2日，国际劳工组织的阿罗约被送了过来。

　　随后，北京的疫情变得日渐紧急，4月10号，这里开辟了第二个病区，但很快就收满人。“当时感觉，疫情好像还会发展，可能还要开新的病房。”刘建英说。

　　4月17日，北京市卫生局紧急动员，要求将地坛医院作为收治非典的专门医院，其他的病人全部转走，只收治非典病人。

　　“现在大家觉得传染病好像只有非典，实际上，我们医院几乎收治了所有的传染病，包括麻疹、水痘、猩红热、流脑、腮腺炎、出血热等等。”医务科科长陈一凡说。

　　地坛医院从此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隔离历程，有人比喻，从17日开始，每个员工都是地坛医院这辆抗击非典战车上的一个零件，而且谁都不能被“拧”下来。如果原先还存在着侥幸，“非典是少数人的事，那么从那天开始，不幸将属于每个人。”

　　18日、19日两天，原先住在这里的404个病人被转到了其他医院，按照收治非典的要求，病房进行重新改进，仪器进行安装，由于这里收治的本来是传染病病人，所以还必须进行消毒。

　　从4月17日开始，地坛医院动用了其所有的资源，门诊4月24日被关闭，“门诊、保健科、B超室的大夫、护士，所有能进到病房的全部进到病房，其他医院的支援也陆续到位。”

　　在开始收治的过程中，由于口罩不够，医院总务科科长到处乱转，有一天，“他竟像孩子一样高喊，‘市政府给了我两万米纱布！’”

　　4月21日晚上，这里转来了第一批病人，以后每天开出一个病区，每个病区当天就收满了，直到开到第9个病区。

　　逃跑的与留下的

　　4月20日，正当所有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时候，食堂临时工集体提出离开，病房部分卫生员也要提出离开。

　　“医院可以一天没有院长，但不能一天没有这些人，垃圾没有人清运，食堂没有人做饭，整个医院就可能瘫痪。”主管的郭副院长说。

　　“你们得先把今天早上的饭做好，医院几百口子病人还有职工也要吃饭。”

　　上午10点半，郭被要求和他们对话。

　　“第一，非典不是那么可怕，我们医务人员都在里面，首当其冲的不是你们，是医务工作者，你们连病房都不进。

　　“第二，国难当头，我们有责任，你们也有责任，这里面住的都是你的同胞，也许有你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你们不尽这份社会责任也可以，但别怪我无情，一分钱也领不走！

　　“第三，如果留下来，该加钱加钱，该补助补助，而且我们承诺，如果因为在这里工作而得了非典，你们的医疗我们都包了。”

　　最后，大部分临时工走了，骑着自行车，挑着铺盖卷，再也没有回来。“我也理解他们，他们都很不容易，不能要求人家跟正式工一样，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才这么不讲理的！”

　　也有人最初就没打算走，一个49岁的老卫生员，在地坛医院工作3年了，“医院正是困难时候，怎么能给人家撂担子，再说，护士那么小都敢进病房，我儿子都娶媳妇了，我怕什么呀。”

　　“能留下来的人就是好同志，现在他们干得都很好，真的。”郭说。

　　“另一个难题是，职工住在哪儿？医院没有职工宿舍，员工住在北京的四面八方，下班以后大家都累得不行，而且很多职工周围的邻居不愿意让他们回去。”刘建英说。

　　“谁家里有在地坛医院工作的，几乎就不让上班了，孩子是幼儿园的，因为妈妈是地坛医院的，也不让送了，在普通人心里面，我们这些人就是高危人群。必须给他们找个住处。”

　　这也是来自一线的声音。如果没有住处，大家的工作就没法干了，“我们是干传染病的，治疗非典是我们的职责，但最不应该发生的是，如果自己感染了，把家里人也搭上。”

　　可是宾馆很难找，一个宾馆的员工听说地坛医院的人要过来住，人一下子几乎跑光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将问题反映上去，上级通过行政命令，才解决了部分同志的住宿问题。”

　　在他们最终住下的那个宾馆，一个姓谢的副经理说，“现在国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全靠他们了。”

　　护士：剩下的只有意志

　　5月4日，北京地坛医院，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隔离病房，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要从这条走廊进入到隔离区，非典病人是通过另外一个通道才能进去，只有他痊愈后才可以享受这个走廊。

　　走廊的旁边就是隔离区，可以看见病人在里面活动，从走廊里走，每转一个弯就是几个病区，走进4病区，先要进入半污染区。

　　在这里，进去的人被要求戴上两层口罩，穿上一层薄薄的防护服，一层橡皮手套，手套要把袖子套在里面，戴上帽子，再穿上一件更厚的防护服，再套上一层橡皮手套，再把眼罩套在头上。

　　所有进到病房里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大家看不到对方的任何痕迹。护士小李也穿着同样的装束，她开始给病人抽血，一喘气，哈气把眼罩模糊了，“我经常在看不见的情况下给病人抽血，有时要扎几下。”小李的头几乎贴在病人的胳膊上。

　　护士做什么工作？“我们除了要做好医生布置的基本工作，吃药、打针、打点滴、抽血等，最多的是护理。”小李走到病房外，有点发抖的样子，长长地喘着粗气，“现在心率有100多次，氧饱和度经常比病人还低。别说干活，穿上这身衣服就剩喘气了。”

　　按照规定，非典病人是不能有家属进行护理的，所以，病人的护理工作全由护士完成，一个病人躺在床上，似乎很艰难，小李用勺子将药放到他嘴里，把水也喂进去。

　　“这还是好的，很多重病人，就在床上大小便，我们要帮他们倒，有时，还要帮病人擦洗干净。有时想，我还剩什么，可能剩下的只有意志了。”说着，小李将一个小桶端走，“其实，病人最可怜。”

　　和许多护士一样，小李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没有休息，一位医生说，“护士最辛苦，现在护理量大，因为危重病人多，而且穿着那样的衣服，连喘气都费劲，别说干活了！”

　　“我走出病房里最大的愿望是能喝上一瓶冰镇矿泉水，可是还不能喝，因为要尽力避免去厕所，这身衣服，穿上以后就不好脱下来，脱下来就不安全，一天要穿至少6个小时。”护士文静说。

　　“看到她我们就难受”

　　护士高兰被感染了，住到病房里，小姐妹们来看她，一看到她就哭，高兰也哭，“她肯定接受不了自己得非典的事实。”

　　领导嘱咐让去看高兰的人不许哭，“可是谁也忍不住，平常都是在一起的，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呢！”

　　“看到同事倒下是最难过的，我总觉得下一个就是我，但又想，大不了就是个死嘛，最受不了的是对家人的愧疚感，本来每天就让他们提心吊胆的。而且我们结婚才4个月，要是我死了，他再找一个就是二婚了，多对不起人家呀。”护士刘晶说。

　　刘晶的老公是律师，“刚知道要去非典病房，就给老公打电话，电话里就哭了，我说我以后照顾不了你了，也照顾不了你父母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说，‘要不你别去了，我养活你。’我说那还行？现在辞职不就是逃跑吗！要走也要干完非典再说吧。要是有下辈子，我一定不干护士了，但是这辈子的事情不能欠着。”

　　刘晶继续说，“我经常会泪流满面，哭完了还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电话里说‘没事，挺好的’，放下电话又接着哭，有时我会想，怎么一夜之间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穿着防护服，还戴着眼罩，手套，这还是我吗？原来在肝炎病房，当时觉得环境很脏，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干净多了。”

　　“来支援的人可能干几个礼拜就回去了，我们却要一直干下去，有两个来的人给自己画‘正’字，画到几个，她们就回去了，我们也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7区护士长陈帆说。

　　“非典彻底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和爱人和孩子说话都隔得很远。原来八小时就下班，工作中同事之间有隔阂，一回到家就都忘。但现在整天都在一起，工作到这份上，好像经常有‘无名火’。有同事有时凌晨3点下夜班后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说话，因为有委屈。”

　　6区护士长徐秀坤说，“我们区住了几个其他医院的护士，她们说当时看着身边的人倒下了，就特别难过。我们也是。我们一边聊，一边忍不住哭，大家都是高危人群，说不准谁已经被感染了，只是没发作出来而已。”

　　“其实，我们是女人，就哭哭而已，到时候该上还是要上。”一个护士长说，“我们还是有自信的，我们医院有很好的防护措施。而且大家都知道谁不能马虎，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

　　5月5日，上午9时，6病区，一个护士走出来，小心地脱掉防护服，动作自信而沉着，负责消毒的护士走过来，用喷壶喷遍她的全身，包括鞋底。

　　她走进护士工作站，和同事们打着招呼，从口罩里隐约可以看见她在笑。护士们互相还开着玩笑。

　　医生：“如能控制非典我可跳楼”

　　麻醉科医生刘子军坐在记者面前，显得有些瘦弱和憔悴，他被强迫休息。

　　“我是地坛医院有名的‘毒王’，你也戴上口罩吧。”说着，刘子军把口罩死死地系住，麻醉医生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负责插管，和病人几乎零距离，“我也不知道插了多少管，有的病人，你插上去，他就给拔出来，接着又插。”

　　“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妈妈也感染了非典，开始他们还是在一个病房，但是后来由于母亲的病情严重，他们就分开了，有一次小男孩冲着我们喊，‘叔叔，阿姨，求你们救救我妈妈吧，求你们了！’那种声音真是撕心裂肺，我当时就发誓，一定要把他妈妈救活。

　　“我把小孩带到他妈妈面前，我说‘宝贝，拉着妈妈的手’，我觉得，当孩子拉着妈妈手的时候，妈妈就会感到有力量，我对他妈妈说，你看，孩子还这么小，你忍心走么？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把你治好，一定要配合我们！”

　　没过几天，男孩的母亲就走了，“我感到自责呀！我一想到那个孩子喊‘救救我妈妈’，我就想哭，你知道医生入门都要读誓词，可现在我觉得，当你听到12岁孩子那声‘救救我妈妈’时，你才真正感觉到什么是医生。”

　　地坛医院收治非典的前一阶段，麻醉工作基本上是由刘子军一个人做，“当时不知道非典战役会打这么长，这么大，所以希望参与的人越少越好，因为感染的几率就可以固定在小的范围。”

　　“其实，我们老主任也非常难，他60多岁了，你知道，这个年纪感染了意味着什么，我才40多岁，感染了还能从病房里走出来，但他要是感染了，后果就难说了。但有一次插管，我要上，他用胳膊狠命地顶我，把管子从我手中抢过来，当时谁也没有说话。他可能是在想，‘我都60的人了，怕什么。’他这是舍老命陪君子！”

　　有人说，经常会看到刘子军衣冠不整地从一个病区到另一个病区。

　　刘子军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医护人员倒下，“因为有一个人倒下了，对所有人的打击是难以形容的。”

　　刘子军说他现在要休息几天，“我下了决心要休息，因为长时间疲劳就增加感染的机会，不能让别人感到‘你看，就是他冲得凶，他最先倒下’。所以，我一定不能倒下，要不谁再向前冲的话都会有所顾忌。”

　　“你说害怕吗？当时肯定没有怕的感觉，就是条件反射一样冲进去，就是救人，你不进去，病人脑缺氧，几分钟就完了。你迟疑一分钟，甚至几秒钟，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可能永远走了！”

　　“我承认，我不是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有基本职业道德的人。在这个时候，医生和战士没有区别，让你上去，你就得上去，要不你就是逃兵。”医生焦以庆说。

　　“也许我被感染，也许病得很轻，发发烧就过去了，也许我就死了，各种可能都有，就好像士兵去战场，活着回来是英雄，但也可能就牺牲了，但上战场之前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医生黄克林说。

　　“如果非典能被控制住，我立刻就可以跳下去。”刘子军甚至这样对记者说。此时的刘子军在他的宿舍，3楼。

　　病房：真实的声音

　　李华就躺在面前，他的嘴离记者的嘴只有1米多，“你还是站得远一点，医生说我是突发期，突发期传染性强，你还是站在门口吧，那里通风。”

　　他是某大学的大四学生，“我一定可以活着出去，我还年轻，可以挺住。告诉我的同学们，我在这里很好，医生护士对我都很好，让大家放心。”李华戴着呼吸机，感觉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跳。

　　李华最大的欣慰是，“我没有传染给我宿舍的哥们。”他一个哥哥最先被传染，就把他也传染上了。

　　4病区，王杨和母亲在同一个病房，“我父亲在一家医院住院，我妈妈、我和我哥哥去陪护他，没想到大家都染上了非典，我父亲已经先走了。”

　　王杨的哥哥，48岁，在同一个病区的另一个病房，护士说他病情很严重，已经上了呼吸机，危在旦夕。

　　“老头子走了就走了，可是把两个儿子弄成这个样子，大儿子还不知道死活……”老太太再也说不下去，失声痛哭。

　　“您是医生吧？”一个病人问记者，因为记者和医生一样的装束，“你能帮我打听打听我爱人在哪里吗？我被确诊后转了几个医院，听说我爱人也被隔离，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她也感染了，她一定被感染了，我们天天在一起。”

　　这个病人说，他最害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他爱人，“听说一旦我死了，将就地火化，如果她还活着，只能看到我的骨灰，她非哭死不可，如果她死了，我能出去，我要是只能看到她的骨灰，我也没必要活下去了，如果我们都死了，能不能呼吁一下，把我们骨灰放在一起？”

　　“我现在感觉很难受，我就想看看孩子，我知道不能看他们，他们也被隔离了，大儿子已经死了，我感觉也不好，恐怕日子也不多了，二儿子也够呛，老伴已经先走了，得了非典以后，大家谁也没见过谁。”病人李田说。

　　“我现在感到很孤独，很恐惧，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也没有手机，我想出去，看看不戴口罩，露出脸的人！你能帮我吗，医生？”他也把记者当作医生了。

　　非典已经被列入法定的传染病，所以，当一个病人被确诊后，他将看不到一个亲人在他的旁边，除非他的亲人也染上了非典，而且被分在了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个病区。

　　“由于转到地坛医院的重症病人多，并发症多，有基础疾病的人多，所以我们目睹死亡的机会要多得多。”

　　一个医生说，这次非典爆发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家族性，一家子一家子的住院，一个家庭有一个人感染，往往大家都可能遭殃。所以，他们也目睹了一个个家庭悲剧，在整个社会灾难面前，这些悲剧令人心碎。

　　后非典时刻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珍贵的，一个在地坛医院采访的摄影记者讲述他的一个经历，有一天凌晨3点钟，他在一个病房门前，看到一个危重病人睁开了眼睛。

　　“我感觉他善良极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不知道，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否还能睁开，也许他在享受着每次睁开眼睛的乐趣。”

　　一个护士在临走的时候，将一个病人的氧气调到“5”(表示氧气量)，护士走了，他看着冒着的气泡，轻轻地将氧气调到“8”，“也许多3个自己就会更安全一些。”

　　“也有的病人可能很绝望，明明配合治疗就可以好起来，但是你刚把管插上，他就给拔出来，他们最可怜！心理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还难受。”一个医生说。

　　当我从隔离区走开的时候，还要通过那条长长的走廊，可以不用任何防护装置，甚至不用戴口罩，感觉空气都是新鲜的，可以说，这个走廊属于每个健康的人。

　　而病人则从另外的通道进去，只有他痊愈后才可以享受这个走廊。

　　“我把它叫作生命走廊，每当我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都会深呼一口气，呼气的滋味已经久违了，这里的空气是干净的，从这里走出去就意味着你活下来了。”一个来采访的记者说。

　　截至5月7日上午9点，已经有34个人从这个走廊走出来，有25个人在恢复期被转走，还有19个人从另一条通道走进病房，就再也没有机会享受这条长廊的阳光和空气，他们永远地走了。

　　而在全国，截至5月6日10时，有4409个人从另外一条通道走进像地坛医院这样的隔离病房，其中包括883名医护人员，已经有214人永远不能走出那条象征着健康的走廊。

　　非典风暴将注定留给人们黑色的记忆，一个个医生护士倒下，一个个家庭因此而解体。一个在地坛医院采访的记者因此呼吁，“能不能为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灾难死去的所有人，那些医生护士和非典病人降一次半旗，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注：文中的病人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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