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谢湘 本报北京5月6日电

　　今年的“五一”，非同寻常。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正万众一心与“非典”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搏斗。

　　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里，记者特意来到两个“非典”重灾区———位于北京海

淀区学院南路南北两侧的中央财经大学、北方交通大学进行实地采访。

　　我想寻找，当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之后，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些怎样的情景？这里的人们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而今天，他们是被灾难击倒了呢？还是在奋勇前行？

　　“非典”一夜之间侵袭校园

　　那里的人们说，“非典”是在一种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从天而降的。

　　4月上旬的一天，中央财大金融系已退休的曹教授去医院看病，回家不久便出现发热症状。4月9日，家人将他送到另一所医院急救，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他曾一度被怀疑为“非典”，但医生在死亡通知书上注明的死亡原因却是“肺炎、呼衰(呼吸衰竭)”。没有料到，仅隔两天，曹教授的夫人、儿子、儿媳等12名家人先后被感染。而且曹教授所住的“西塔楼”中有不少家庭的成员出现了感染“非典”的可疑症状，连电梯司机也不例外。

　　4月17日，北方交大计算机学院住在交大嘉苑B座的几名男生先后出现了高烧症状。为避免漏诊或误诊，学校采取了紧急隔离措施，并作为疑似病例上报北京海淀区疾病防治中心做进一步确诊。但是，疑似病例的人数仍在扩大。截至4月24日早晨6时，送出校外治疗的52人中，确诊为“非典”的学生为12人，“疑似病人”11人、“留院观察”的29人。在校医院“留观”的13人。

　　4月24日下午5时，有关部门对中央财大的西塔楼、北方交大的交大嘉苑学生公寓分别实行了全面隔离。

　　突如其来的灾难，对学校的组织结构、应变能力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4月12日是个星期六。下午3时左右，正陪老伴上街买菜的中央财大党委书记李保仁突然接到学校电话，告知已故曹教授的家人陆续发病，医生诊断书上写着：印象：非典。

　　“印象：非典？”作为学者的李书记此时更像一个军事指挥员，他敏感地意识到：“‘狼’真的来了！我们要以临战的姿态，把这场防治‘非典’的工作当作一场真正的战役来打！”

　　他让人把通知立即传达下去：晚上6时，召开全校中层干部会议。

　　会议开了整整3个小时。会上，李书记详细讲明了经他深思熟虑归纳出来的10条具体应对措施。他对全体干部提出了要求：关键时刻一定要牢牢记住6个字——“责任、爱心、科学”。

　　“我是这样想的”，李书记对大家说，“‘非典’对我们而言，目前还是个陌生的东西，没有多少人了解它。作为领导者，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地、盲目地鼓励大家往前冲，还是要通过正当的渠道，把科学的防护知识宣传出去。同时我还考虑，思想政治工作一定不能脱离实际，当前我们要做好稳定群众情绪的工作，首先就要让大家知情，知情才能理解，理解才能配合。这对我们下一步正确判断形势、争取工作主动是有利的。”

　　北方交大同样如此。自4月17日学校出现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以后，学校党委立即宣布全校进入“战时状态”。

　　学校党委发出号召：全校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服从学校的统一部署，投入到防治“非典”的战斗中！全校上下紧密团结起来，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战胜“非典”疫情！

　　学校召集紧急会议，由各位校领导牵头成立了8个专门工作小组，包括：办公室与信息组、临时救治组、学生动态管理组、家属区综合预防与人员隔离组、特殊后勤保证及防污染处理组、消毒组、物资供应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与新闻发布组等。8个工作组各司其职，24小时全天候运转。

　　数日过去。

　　经过一个阶段有组织的艰难抗击，这些曾经发生过重大疫情的地方，如今已经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中央财大无论是留校的、还是回家的学生，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例被感染的学生；而北方交大自4月26日起，学生中没有再出现新增病例，学校至今没有出现一个死亡病例。

　　经过了20多天痛苦和煎熬的学校领导带着欣慰的笑容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党的领导、党的关怀是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的”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真正体会到党的领导、党的关怀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的。”

　　坐在思源楼的会议室里，北方交大党委书记张永生生几乎是噙着泪水讲出了这番话。年过花甲的老书记，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即将告别教育岗位的最后时段，赶上这么一场特别重大的战斗。

　　张书记心里装着一本这些天的《大事记》。

　　4月17日这天中午，他出席高校领导干部预防“非典”工作紧急会议后刚刚回到学校，便听到有学生发烧的消息，顿时感到心里“突、突”直跳，他知道此时的北方交大如同坐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的火药桶上。因为全校学生总数多达1.5万人，已经发现的“非典”患者就集中住在拥有4000名学生居住的学生公寓中，一旦病毒扩散开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心急如焚的他一边安排有关部门赶紧将病人送往隔离室观察，一边抓起电话向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工委紧急汇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病人一时无法转到正规医院。困难最后是在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的直接过问和反复协调下解决的。18日凌晨3时40分，第一批发病的7个学生终于送进了医院。

　　这天下午6时半，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朱善璐、教育工委副书记夏强、市教委副主任张国华和北京市“非典”疫情调查专家组成员一行7人专门来到北方交大视察并指导工作。领导的到来，给气氛紧张的校园送来了温暖和信心。

　　教育部领导也极为关心北方交大的疫情。

　　19日早晨8时半，他和谈振辉校长顾不上身心疲惫，一同赶往教育部做专题汇报。

　　新任教育部长周济早早就坐在办公室里等候了。鉴于疫情的严峻形势，他们当面向周部长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求迅速建立救治“非典”病人的“绿色通道”；二是希望派专家到学校进行防护指导；三是能否考虑对有4000名学生集中居住的学生公寓采取临时封闭的措施。他看到，汇报刚完，周部长二话没说，当即拨通了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电话，请求帮助开辟“绿色通道”。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回复，这天下午4时，学校出现症状的第二批病人被及时送进了北京地区最早治疗“非典”的医院———解放军302医院。

　　临走之前，周济部长还语重心长地叮嘱说，“当前抗击‘非典’是一场以前从未有过的战斗，学校工作一定要本着‘公开、透明、及时、主动’的方针，加强和全校师生的沟通，同心同德，战胜困难。”

　　19日下午4时，受周济部长的委托，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高教司副司长田勇泉又赶来学校，传达教育部对今后学校工作安排的部署。

　　北方交大的疫情还牵动了中央领导的心。

　　4月20日晚上8时45分，正在忙碌的谈校长突然接到了国务委员陈至立亲自打来的电话。陈至立向学校领导、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教师、干部、班主任、辅导员、学生、医务工作人员、后勤服务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慰问。她说，在党中央、北京市和教育部的坚强领导、大力支持下，在各级防疫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北方交大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陈至立还要求全校上下、党团组织一定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把防治“非典”的工作领导好、指挥好，打赢这场战争。

　　让张书记意外和感动的是，时针还没有转够24小时，4月21日上午8时30分，陈至立又一次打来了电话。她说，考虑到学校现有的医疗人员和设施无法满足检测、判定非典型肺炎的情况，她已和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商定，于当日中午前向北方交大派出卫生部专家组，协助学校预防“非典”的工作，并希望全体师生保重身体，团结奋斗，取得预防“非典”的斗争的最后胜利！

　　不仅有来自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鼓励，四面八方也向北方交大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疫情突然发生的时候，学校领导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做好消毒防疫工作，防止大面积的感染。可是，对于一个拥有上万人的大学来说，一时间到哪里去采购那么多的药品、消毒品？

　　学运输专业的副校长杨肇夏当上了学校物质供应组的临时负责人。17日这天下午，他开了一张清单向沈阳铁路局局长张伟请求援助。

　　行动是最好的回答。只隔了一天，装有大批防疫所需物资的大型集装箱就运抵北京火车站。集装箱里有：300盒温度计、1万套防护服、几十箱医用口罩，还有足够供6000人使用的胸腺肽、利巴韦林等抗病毒的特殊药品。

　　铁道部劳动卫生司齐司长也专门给仓库孙主任打电话亲自交待：“凡是北方交大需要的东西，你那儿有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一时间，北京、济南、广州、武汉等铁路局纷纷主动打来电话，“需要什么就请说话！”

　　什么是党的关怀、什么是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亲历了“非典”肆虐这一非常时期的北方交大人算是有了最为深切的体会。

　　让准确、可靠的信息畅通无阻

　　红果园BBS和《阻击“非典”》专刊分别是北方交大和中央财大抗击“非典”时期校园内最受师生欢迎的信息渠道。

　　北方交大新闻中心主任王想平是在4月18日凌晨2时由家中赶到学校的。非常时期，他接受了一个非常的使命：为了解除师生的恐惧心理，学校要求新闻中心通过BBS、学校主页、校园新闻网、广播、电视、宣传橱窗等媒介，及时、公开、准确、全面地对学校的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按照时下流行的做法，学校还任命他为学校对外宣传的新闻发言人。

　　从那时起到现在，每天3500份的北方交大“非典”防治通报期期不落地按时出来，学校疫情、下一步工作安排都尽在其中。不仅如此，自4月19日起，王想平每天晚上都会登上学校红果园BBS和同学坦率地交换对灾难来临之后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位网友在BBS上给他发来慰问的帖子，说：“你敢于在这里代表学校来做代言人，佩服！”

　　灾难发生的最初几天，食堂里没人敢吃饭了，学校商店里的方便食品被抢购一空，四面八方的各路信息都汇集到网上。

　　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一天有个学生在BBS上发布消息说，防“非典”的中药停止供应了。王想平跑去查问之后，马上在网上发出公告：

　　“各位同学：

　　经新闻中心与校中药房1时30分联系，中药房王大夫答复，中药房主要是因药房大夫连日来连续作战，今天中午稍微休息片刻，目前已正常营业。同时，王大夫表示，学校的中药目前供应充足，仍按学生登记购药的办法进行。希望同学们不要惊慌，有事情可通过此版块沟通。”

　　看到这条消息，一位同学马上跟帖：“看到这些，我感动得痛哭流涕！真是一个好领导啊！”

　　中央财大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快捷、通达的新闻信息渠道。在宣传部长巴图的率领之下，新闻宣传组和校报编辑部克服了人手紧张的困难，及时创办了每日一期的《阻击‘非典’》专刊，将学校的疫情发展情况、学校的安排部署、抗击“非典”斗争中的感人事迹全都汇集在一起。

　　真实的信息公开了，各种传言反倒无处藏身了，校园内师生情绪稳定，凝聚力增强，学校出现了同心同德、抗击“非典”的可喜局面。

　　一位姓韩的同学在学校BBS上发了这样一个帖子，上面写道：

　　“自从学校的‘非典’预防小组成立以来，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非常及时的信息，这些信息给了我们多么真实的感觉，就像我们都战斗在第一线上。学校的宣传工作真的很到位。真要感谢这些老师、感谢我们的领导，我们也应该理解我们的领导！他们面临的困难比我们要多得多！我们只要负责自己的事情，而他们要考虑很多很多，我们应当试着面对一切困难！

　　让我们团结起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危难中，总有很多的事情让人感动”

　　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最让人感动的还是那些普通人、普通事。

　　在中央财大，我认识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后勤集团代总经理，他的名字叫白锡生。

　　因为后勤集团总经理意外感染上了“非典”，平时和他打交道的整个后勤集团从领导层到普通员工，有相当一批人前后被击倒，整个后勤面临即将瘫痪的境地。

　　怎么办？校领导想请57岁的总务处处长白锡生出来担当重任。

　　有人开玩笑，这个时候来干这危险的活儿，这个白锡生很可能就真的“白牺牲”了。

　　1964年入伍、1966年入党的老白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战斗姿态。临危受命时，他以平静的语气向组织处长表态说：“只要学校需要，我愿意随时待命，只要全校的师生都安然无恙，我个人的安危就算不了什么！”

　　有人说，最早的管理始于军队。非常时期，白锡生想到后勤要起到“生命保障线”的作用，首要的就是要千方百计保证战斗力不减员。他对临时工、正式工采取一视同仁的办法，学校统一配发的药品或卫生防疫用品，他那儿的临时工一样也不少。听说有两名临时工也被病毒感染了，老白亲自赶到医院，及时送上学校的支票。有些地方的临时工听说“非典”便望风而逃，但在中央财大，临时工队伍却军心稳定，状态良好，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4月24日下午5时，对“西塔楼”实行隔离的措施正式实施。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好多人避之还犹恐不及，只见老白又带着后勤集团的两位同志赶来了。考虑到政府给每家每户统一配备的米、面、鸡蛋、食用油、水果等物品都还堆放在地上，被隔离的人又不方便来取，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王国英、果建国两位同志穿上防护服，把分发给各户的东西分装好，然后挨家挨户送到每家的门前放好。就这样，他们一直干到晚上9时多。

　　何止是他们，那些为学校师生防“非典”熬中药自己手上却长满了湿疹的医院大夫、那位冒着被感染的危险送学生去医院的车队队长、穿上防护服主动到大兴隔离基地为同学服务的年轻教师、放弃个人休息时间每天晚上到红果园BBS网站和同学谈心的宣传干部……校园里，每一个人都在为抗击“非典”做着自己的贡献。

　　一位名叫张兆彬的女实习生，其勇气和热忱也很让人钦佩。

　　“五一”节那天上午，我曾见她拿着本和我们一起在中央财大“西塔楼”隔离区采访。起初我以为个子修长、笑容甜美的她是某电视台的记者。她羞涩地回答说，我不是记者，是人大马列学院的。但是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意识到她是一名实习生。真正地认识她，是后来读到她4月26日写给人大同学的一份电子邮件之后。

　　她在信中谈了个人在“非典”时期的许多感受和看法，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和疾病，任何人都会有恐惧的本能。在中央财经大学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天，我的恐慌决不逊于你们。我甚至想到过放弃，一个实习生没有什么职责在这个时候还要坚守岗位。然而，这种想法没有持续多久就荡然无存了。

　　促使我放弃这种想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动。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教师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和重担。财大第一批被感染的数名教师的办公地点主要集中在办公楼上。当严重的“非典”疫情的消息传到财大的时候(4月14日)，办公楼里的所有老师都震惊了，原以为只在传言中才厉害无比的“非典”杀手，没有想到竟如此迫近地、真实地发生在了自己的身边。有过恐慌，但是为了广大学生的安危，那天办公楼里的所有老师都坚守在了自己的岗位，坚守在那幢被称为“瘟疫源”的办公楼里，没有人借故请假，临阵脱逃。难道他们不知道“非典”的危险吗？不是。难道他们不明白生命的可贵吗？也不是。是强烈的爱心和责任心，让他们忠于自己的岗位，忠于自己的职责。那天，我所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学生没有被传染就好”。从那天起，许多部门的老师都在超强度、高效率地工作。我所在的宣传部的5名老师整日马不停蹄地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做展板、贴海报、写通知，力求以最快的速度向广大师生传达学校的准确信息。第一天，我们工作到深夜12时，当我离开校园，办公楼里仍闪烁着盏盏灯光；第二天，7时下班，仍有很多老师忙碌着尚未离去；第三天，8时；第四天，9时……直到此时此刻，坚守在岗位上的老师还有很多。

　　我明白了，为什么“五一”节期间，张兆彬还像一个正式的战士一样坚守在宣传部的岗位上。

　　我明白了，为什么危难之际总有许多东西让我们感动———那是生命与生命相互依托、相互支撑而产生信任和力量。

　　在中央财大、北方交大，我找到了我所希望找到同时也是我最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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