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SARS病愈者接受采访时称，这场病让她真正领会了什么是生活的乐趣。
面对满街白花花的口罩，还有电视里“抗击SARS，打赢首都保卫战”这样悲壮的标语，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不能说没有，但肯定很少。问题在于，这个“紧张”的度，是否恰如其分。没做过问卷调查，但印象中，年长一辈的似乎更沉得住气些。这里有阅历深浅的区别，更重要的则是，最近十年，中国的路走得比较顺，年轻人普遍相信“明天更美好”
，很少有面对挫折乃至灾难的心理准备。
几年前，针对中国人“否极泰来”的预言以及此后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想像，我曾大泼冷水，主张在风头正健的新世纪“畅想曲”上，添上古老的“消寒图”。明末刘侗等人所著《帝京景物略》，描述民间借点染梅花记录九九脚步的“消寒图”，最后两句深得我心：“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伸脚睡，蚊虫蜡蚤出。”对于世运变迁的关注，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味，对于恶劣环境的抵御以及对于命运不确定性的理解，此等民间智慧，仍然值得今人借鉴(《坦然面对新世纪》，《中国文化报》1999年12月31日)。写那篇文章时，并非基于对中国政治结构或经济形势的理性分析，只是隐约觉得，想像中国人从此摆脱厄运，一路凯歌，未免过于乐观。学文学的人，很容易记得老祖宗的教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记得十多年前，那时读书作文还有很多框框，偶然在文章中提及“忧患意识”，被明眼人举报，说是“拾存在主义的余唾”。这真是有点抬举我们了。萨特、卡缪的书确实读了几本，但所谓的“忧患意识”，更多地得益于传统儒家，得益于“涕泪飘零”的中国现代文学，得益于艰难崛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后者，我相信，很多中年以上的人都记忆犹新。你可以说孟子的教诲早已深入人心，也可以说萨特的思想恰好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心理期待，但很难说“忧患意识”是舶来品。
鲁迅有句明言，叫“直面惨淡的人生”。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你都能隐约感受到这一点。面对苦难，征服苦难，这是许多优秀作家写作时压在纸背的情怀。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你可以闲适，也可以幽默；可以欢乐，也可以散淡。但我以为，绝大部分文学名著，其“底色”是面对苦难，向死而生。这么说，似乎过于郁闷、悲凉，其实不然。此类作品给人的阅读感受，更多的是热爱生活，鼓起肉搏虚空的勇气。古希腊悲剧的“净化”说，在我看来，依然有效。
不只文学如此，日常生活中，性情的陶冶与人格的养成，也都是“艰难玉成”。前几天电视里报道，某SARS病愈者接受采访时称，这场病让她真正领会了什么是生活的乐趣。只有曾经身处绝境，才能真正领悟生命的意义，这点，古今皆然。章太炎《自定年谱》里有这样的话：“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这是经验之谈。“纸上得来终觉浅”，必须有某种生活体验——尤其是面对苦难的体验，那时，不管读书还是作文，才会有“深入骨髓”的感觉。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何妨乘此机会多读点书——读点不太实用的人文方面的书，既养身，又养心。
重提“生于忧患”，是有感于年轻一代生逢其时，中国在走上坡路，里里外外都感觉良好，很可能忘了人世间还会有挫折、灾难乃至倒退。这样的心理状态，无法抗御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加上这些年来谈读书，注重的是实用性的知识，上至“管理大全”，下至“炒股诀窍”。作为赚钱或谋生的手段，读这样的书无可非议；可那些没有现实收益的书籍，比如文学、艺术、史学、宗教等，相对被忽视，则实在很可惜。想培养健全的人格或心理承受能力，就应该靠人们的日常生活、课外阅读来完成。
不只是在校学生，整个社会的阅读风气，或偏于实用知识，或偏于消闲娱乐，而相对忽略了很可能沉重、艰涩、没有实际用途的人文类图书。这一偏差，有“市场”这只无形的大手，也有学者“放纵”的缘故。不是所有的阅读都有同等的意义，害怕“好为人师”的指责，而宁愿“和光同尘”，博取尽可能多的掌声，我以为不可取。人心本就趋易避难，更何况最近几年，太忙碌、太功利、太得意的中国人，难得体会那些即便近在眼前的人生苦难。这可不是好现象。
为了控制疫情，北京市政府已经下令，暂时关闭所有娱乐场所。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何妨乘此机会多读点书——读点不太实用的人文方面的书，既养身，又养心。不一定亲历苦难，通过有效的阅读，触摸历史，体会人世的艰难，养成慈悲情怀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的平常心，同样十分重要。
SARS会过去的，但人类还将面临很多苦难。改变近年国人“得意忘形”的心态以及“急功近利”的阅读趣味，或许更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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