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非典型肺炎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因此，切断非典的传播渠道，对病人或疑似病人采取隔离措施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比如杭州市对上城区滨江四号块19层高的“在水一方1幢”采取严格的隔离，因为这幢楼曾有一非典病人，我以为这种有目的、针对性强的隔离是目前必须采取的，尽管半个月后在这幢楼里并没有出现新的非典病人。现在，一些政府加强了对各地人员来往的控制，尤其是对来自疫区的公民的监控。最近，某市发出紧急通知，规定凡是来自北京、广东等非典疫区的公民，一律实行检疫和隔离
留观。对无症状者隔离留观7天，对有可疑症状或有密切接触史者隔离留观14天(见5月1日《三湘都市报》)。
隔离，是政府控制传染疾病所必须实施的非常措施，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自觉地予以配合，以防止非典的传播。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隔离也是一种对人的自由的相对限制，隔离期间，公民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活动，而只能被限制在指定的范围，因此政府在行使隔离措施时必须谨慎。像北京、香港、杭州等地所采取的隔离一般是对病发区的楼所、小区进行隔离，对可能与非典病人有接触的人进行锁定，这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在有的地方对来自疫区的公民一律采取隔离政策，尽一切可能切断非典的输入，这让我们看到地方政府预防非典的力量和决心。在这种非常时期，来自非典疫区的公民一般是四类人，一是民工，二是学生，三是外出公务的公民，四是商人。但是，如果一律隔离7天以上，那么一是成本大，二是耽误公务或商务，因此这样长的时间隔离尽管力度大，但公民的损失也是非常大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我们知道，现代法学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对公民的“无罪推定”，而不是“有罪推定”。对一个公民来说，在未经司法机关审判之前，他首先是无罪的，而不是事先断定有罪，这样能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现在我们在“抗非”的危急关头，对所有公民也不能一律采取“有病推定”，无论你有病没病，只要是来自广东、北京等疫区的公民，只要踏入本省市，一律采取隔离一星期，甚至半个月的措施，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因为，这种做法带有很强的盲目性和歧视性，其实，疫区的发病率也只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而已。
既要保障公民正常的公务、商务和自由活动，又要防止病毒的传播或输入，要做到这两点，是否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就是凡是外出人员在离开当地如登机、上车、乘船时，要持有健康卡，卡上有本人近期医院合格的体检证明，有本人的单位、住址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在到达异地时，必须出示健康卡，并接受必要体温测量，若无问题，可以离开，不必隔离，若发现症状可采取隔离。
对公民来说，尽管持健康卡外出增加了一定负担，但这既利于政府控制疫情又不防碍公民正常外出活动。作为现代国家的管理者，必须时刻注意，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及公民权利时，应避免伤害公民的权利。本报评论员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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