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与非典患者或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者”，可能已经被感染，潜伏着发病的危机。作为病毒携带者，他们也许正把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巨大盲区，这是控制疫情蔓延的一个关键环节。活跃在北京各处的2500名流行病调查队员，正在使这个盲区变得逐渐清晰，正在阻断一个又一个传染链。

　　他们全心全力无悔追踪

　　4月9日晚7点，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信息组接到紧急电话：家住新街口的陈先生说，河北老家的一个十几岁的亲戚患了肺炎，一直在发烧，在当地使用抗生素治疗无效，可能是非典型肺炎，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北京看病，大约晚8点到达西直门长途汽车站。

　　接到电话后，北京疾控中心和海淀区防病队马上派出8名流调队员紧急赶赴长途汽车站，并通知西城区防病队到新街口附近拦截。

　　十几分钟后，流调队员到达长途车站，对相继从河北驶来的两辆汽车上的乘客逐一排查，但车上没有十几岁男孩。此时已过晚上8点，流调队员马上把检查的方向投向已经到达的车辆。

　　据参与此次行动的流调队员吴江介绍，他们一共锁定了3辆已经到达的长途车，请这3辆车的司乘人员一点点回忆乘客情况。其中一位司机回忆说，这辆车沿途总共只有十几个乘客，其中有一个在父母陪同下的十几岁男孩，那个孩子还在车上吐了，并认真回忆了他们的高矮胖瘦以及服装发型。可是，他们在新街口一带已经提前下车了。于是，流调队员马上通知在新街口堵截的西城区防病队的流调队员，并在他们到达之前将其拦住。早已在当地待命的“120”急救车很快将患者送往地坛医院，那个男孩不久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

　　“找到了患者，只是首战告捷。”吴江告诉记者，由于患者所乘车辆乘客已经离去，所以流调队员只能帮助司乘人员慢慢回忆，十几名乘客分别都是在哪下的车，长什么样，有什么特点和线索，并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找到了绝大部分“密切接触者”。

　　“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吴江说，流调队工作涉及排查人员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上百，有的事件耗时几个小时，有的要持续几天。流调队员一般都要连续工作30到40个小时后才能休息。

　　另一名流调队员王全京说，有一次一名芬兰旅客在飞机上被发现患了非典，为此他们对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追踪，历时3天，涉及200多人。

　　他们是另一条战线的斗士

　　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马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有两条战线：一条是临床医务人员在医院对患者进行救治，另一条是以流调队员为代表的公共卫生人员在行动。

　　马彦说，流调队是专门针对“密切接触者”这一人群展开搜索，扫灭这个盲区，坚决切断病毒传染源，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所谓‘密切接触者’，是指与非典患者或疑似病例有过共同生活或工作史，以及以其它形式直接接触者。”马彦说，流调队工作十分繁琐，但要求严格、细致，多找到一个“密切接触者”就会减少很多病例的发生。

　　马彦认为，如果能够从医院救治、公共排查两个系统统一指挥、步调一致、有序进行，非典可能会很快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否则形势将不容乐观。

　　他们需要理解和支持

　　事实上，流调队的困难并不仅仅局限于搜寻“密切接触者”。

　　“有时‘密切接触者’不是很配合我们的工作。”吴江说，曾有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外籍教师被怀疑感染非典，希望他能到协和医院隔离治疗，遭到激烈的拒绝。他认为，自己不是非典，上医院反而会被感染。流调队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地做法律解释，并告知，如果他是非典，首先感染的将是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后来，这位患者终于被说服前往医院就诊，还协助流调队员回忆了这几天与他有密切接触的人。

　　吴江说，流调队员还要经受某种精神上的压力。由于加入了流调队，朋友、同事有时会对你敬而远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连累”家人往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他告诉记者，一名队员的爱人正在读在职研究生，学校冷冷地要求她：“要么你不要来上学了，要么你不要回家。”

　　抗击非典就像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总有一些人——如医护人员和流调队员就像战士一样冲在第一线。他们此时需要的是鲜花，不是冷落；是配合，不是拒绝。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所爱的人都生活在这座弥漫着四月花香的城市里。此时，协助、配合流调队员工作，难道不正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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