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已经演变成一个国际性传染病危机，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必然结果，于是，从全球眼光来对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就成为中国作为WTO成员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前全球化时代，历史上几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一直就具有全球性质，但是，在防治方面，由于各国还缺乏频繁的交往和技术上的低水平，未能认识到建立全球协同防治
机制的重要性。以鼠疫为例，世界上曾发生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是公元542年爆发在拜占庭帝国，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拜占庭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4，肆虐了近2个世纪之久，几乎摧毁了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查士丁尼鼠疫”；第二次是中世纪1300年从非洲开始向西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仅1347年到1350年，欧洲人口就因此而死亡2000万，德国作家黑塞在其名著《纳尔齐斯与哥尔德蒙》中对这场天灾曾经有过令人震撼的描述，这次黑死病还波及到亚洲———包括中国；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894年，它是突然爆发的，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共波及亚、欧、美、非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此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这几次令人闻之色变的鼠疫大流行几乎都与贸易和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伊斯兰扩张、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帝国主义扩张以及莫卧儿人的征服等等。实际上，长期大范围同步性肆虐全球的不仅仅是鼠疫，还有从1817年开始到20世纪末的七次霍乱大流行，以及天花、黄热病、疟疾、白喉等疾病的大流行，但是在20世纪之前，这些疾病的防治却一直缺乏全球性，而是各国各自为政，“我活不管你死”。
然而，随着全球贸易、信息交换的蓬勃兴起，以及观念上隔膜的逐步打破和多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防治人类共同疾病的工作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征，这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虽然肆虐全球，但人们不再囿于国家的局限对待它。世界各国的医学家和医护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国政府都积极有效地参与了这场艰苦的战斗，而且各国政府根据各国自身的疫情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对付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此状况下，这次的传染病防治表现出一些极其重要的特征：
1.共同研究传染病的病因，多方投入人员和物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16日在日内瓦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该组织说，上述结论是来自全球13个实验室的科学家当天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之后得出的。
2.共同公开疫情信息，协调性组织及时统计并公布全球疫情，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最新全球疫情，其中包括巴西、加拿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法国、德国、印尼、意大利、日本、科威特、马来西亚、菲律宾、爱尔兰、罗马尼亚、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英国、美国、越南等27个国家和地区，覆盖面包括了所有人类目前居住的各洲。
3.各国按照本国危机管理方面的法律，各自启动相应的危机管理机制，并且相互监督疫情防治措施。各国都有自己的危机管理模式和启动程序。因此根据本国的情况决定启动还是不启动该程序以及在什么时间启动该程序，同时由于世界各国的交往十分频繁，因此各国出于保护本国公民健康的基本利益，密切关注其他存在疫情国家的危机管理。对于那些在疫情面前过于犹豫以致丧失有效控制疫情的国家，各国往往及时提出异议，督促这些国家做得更好，其中民主国家的政府往往效率较高，危机处理能力强，其公布的信息也往往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从上述全球戮力控制疫情的特征来看，政府之间的共识与合作对于有效防治传染病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根据各国经验，中国在此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及未来其他传染病的防治方面需要尽快完善危机管理制度，具体来讲应当做好以下三项工作，1.制定一整套系统的安全法律法规体系；2.依法成立一个权力集中、以政府首脑为核心的危机管理中枢指挥系统；3.建立一套严格高效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即信息管理系统。同时在上述硬件完善的基础上，还需要民间的参与，例如公共媒体的介入，政府与民间的及时对话等等，确保民间与官方形成良性互动，共同防治传染病。
好在本届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意识到防治这场传染病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疾病防治问题，而是同时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事务，愿这样的头能够开好，让中国在地球村时代，成为国际大家族中真正具有大国风范、能够对人类命运担当责任的大国。苦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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