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通说，出院后他不敢回家，跑到老家罗浮山上住了１周，“就像小时候那样躺在山上的大石头上看着天空呼吸”。　本报记者　卢汉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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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二院副院长黄子通打电话时不幸染病，坦言职责所在不可能考虑到自己

　　当中山二院医护人员在救人的过程中纷纷病倒，医院开辟了5层楼的“非典”病区时，医院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呼吸和急诊学专家黄子通教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说起1个多月以前的“战斗”情景，黄子通，这位同事眼中49岁的“硬汉”语气激动，每天都像打仗一样的抢救经历仍历历在目。虽然自己也受到传染成了“非典”病人，但黄子通平静地说：“在我

这样一个位置上，当时你根本不可能考虑到自己的。”

　　除夕早上进行尸检

　　临近春节时，病例越来越多。1月30日晚，顺德的两兄弟送到医院，其中一个当晚10时许抢救无效死亡。为了弄清楚种种疑问，黄子通决定进行“尸检”。“好不容易动员了家属同意尸检，但以后的事情就很复杂了。病有传染性，谁去解剖，在哪里解剖都是问题”。黄子通当晚到处打电话请示联系，第二天，也就是除夕早上，医院终于和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广州市疾病控制中心专家一起取得了标本，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春节时同事相继发烧

　　就在决定尸检的当日，医院呼吸科收治了一位周姓“非典”病人，48小时后，病人转院去了中山三院。春节没过完，接触过这位病人的医护人员开始出现症状：年初三，呼吸科的4个护士出现症状；初四，内科的8个医护人员和送这位病人的司机也出现了症状。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初五上午，院领导都回院开紧急会议。初五下班前，所有发烧的职工被隔离，当晚，这位病人的8位家属发烧来医院就诊，被证实发烧的医护人员达20多个。

　　黄子通说当时每天开两三次会讨论治疗方案，但得病的医护人员仍在增加，还有扫地的、送饭的、带病人去照肺的、给病人照肺的都纷纷得病了。

　　当时医院气氛紧张，黄子通很清楚自己每天深入病区询问检查，对其他上班的医生来说是一个信心安慰。不久，医院流传起一个笑话：说黄子通每天待在病区都没事，是因为他喜欢抽烟，后来社会误传为“吸烟的人不会得非典”了。

　　“很清楚自己怎么得病的”

　　黄子通说，直到2月12日，对如何治“非典”比较有把握了。“11日左右，经过实验，由专家提出的3个方案的治疗结果出来了，其中两个效果比较好”。也就在这时，被同事称为“铁汉”的黄子通也开始发烧了。

　　10日那天，送病人转院的司机范信德不行了，黄子通和另外一位专家马上赶到ICU病房，查看病情后认为切开气管插管是救范信德的惟一希望。黄子通动员范信德：“兄弟，我们要用呼吸机帮你渡过难关。”

　　“当时范信德听了，知道病情很严重了，说‘兄弟啊，我要走到这个地步吗？那你跟我爱人讲一声吧’。他就拿出手机，啪啪啪地按妻子的号码，然后把手机给我。我当时就想着要快点把他的气管切开装呼吸机，拿起他的手机就准备讲。这时我后面的专家拽我的衣服，要范信德说出号码用我自己的手机来讲，但已经迟了，我已经把范信德的手机放在耳边口边了。虽然当时也戴着两层口罩，但是一出来我就有预感了”。

　　病愈出院上山住了一周

　　但黄子通说对自己的病比较有把握，“一开始我就要求按两个效果好的方案来用药，结果3天烧就退了。”

　　到了24日，两片肺都有大片的阴影，黄子通成了重症病人。“这时我要求把自己转到呼吸研究所(那里接收的都是病情最重的病人)，在呼研所戴着“无创通气”的机器睡觉、呼吸了3天，到了27日，肺部阴影就没有了”。3月1日黄子通出院，也不敢回家，他跑到老家罗浮山上住了1周，“就像小时候那样躺在山上的大石头上看着天空呼吸。”黄子通讲到这里的时候笑了起来，“第二周在白云山上呼吸了一周，第三周开始工作。”

　　让黄子通安心的是，在这场与“非典”的持续战中，截至3月中旬，中山二院染病的医护人员已基本治愈出院。

　　本报记者成因通讯员杨聘英刘东红火线笑谈

　　不久，医院流传起一个笑话：说黄子通每天待在病区都没事，是因为他喜欢抽烟，后来社会误传为“吸烟的人不会得非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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