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4月17日电(记者廖雷) “战争来得太快，美妙故国巴比伦的旧址仿佛转眼间就已笼罩在古物塌陷、珍宝散落的烟尘中，实在是太让人痛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成员之一、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17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眼光中分明浸染着惋惜。

　　作为建筑大师梁思成之徒，罗哲文17岁时考入梁思成主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年届八旬

的他现仍担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等职，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长城保护研究乃至世界古迹遗址保护做着自己的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我曾有机会去伊拉克研究文物古迹，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罗哲文回忆说，“但现在即便能去伊拉克，却也只能是参加对文物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可惜啊……”

　　虽然在漫长的文物研究生涯中，罗哲文的足迹遍布五大洲数十国度，也曾到过中东地区的埃及。但对于未能一睹古巴比伦王国的风采，身处陋室、却被群书簇拥着的他迄今仍然难以释怀。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滋养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曾经孕育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王朝。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仍有古巴比伦城的遗址，而建于1200多年前的巴格达也曾被称作“和平之城”、“博物之城”。但在21世纪高科技武器淫威下，“没长腿的文物成为不会躲避的标靶”。曾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罗哲文说：“我真希望巴格达能像日本的两座古都：京都和奈良那样幸运。”

　　1944年，作为二战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已近尾期，停留在中国“陪都”重庆的梁思成曾要求罗哲文根据一些图纸上标出的符号，制作标准地图。“我注意到图纸上标出的都是古城镇和古代建筑物，尤其是对日本的京都和奈良有细致的标注。”而在其后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中，京都和奈良都没有遭到严重的空袭破坏。

　　“虽然当时我并未在意，但事后有学者提到，正是梁思成先生向盟军提出了保护文物古迹的建议，使京都和奈良幸免于难。”罗哲文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虽一再表示已无法向故去的梁思成先生考证，但言语中依然透着自豪。

　　“战争对历史文物和文化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罗哲文说，正如法国文学大师雨果谴责他所向往的中国皇家园林圆明园被战乱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一样，伊拉克战争不仅对两河流域的文物古迹，也将对当地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造成沉重的损害和深远影响。“现在，我只能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世界的文物保护专家和其他机构能尽快携手，对伊拉克境内的遗存文物进行抢救性的保护。”

　　罗哲文表示，这种保护措施应对已经遭到战争破坏的、或是幸存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登记、制定和实施紧急保护方案，收集毁损文物的历史资料，如照片、图纸等，以便于未来修复。同时还要对在战争中散失的文物进行追查，尽量挽回对文化遗存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并不是能以若干亿美元的货币加以衡量的。

　　“保护文物不分国界。”罗哲文说，只要条件许可，他非常愿意参加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中的文物保护活动。他所在的中国文物学会也正在努力加强同海外同行的合作，希望能对处在紧急状况下的文物采取应急抢救性保护措施。

　　“置身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文物专家们有能力，也希望能参加战后对伊拉克文物的保护工作。”罗哲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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