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5日电 人大代表评说“前腐后继”与预防职务犯罪　

　　新华社记者顾立林 汪金福 邬焕庆

　　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因为工程建设中巨额经济犯罪相继落网；天津蓟县修建37公里高速公路，竟有37名干部受到处理；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和副厅长，因巨额贪污受贿分别被 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交通厅长，也因工程领域的腐败问题而纷纷落马……在严厉打击职务犯罪的同时，如何更加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这个问题，引起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　

　　“三管”部门：职务犯罪的高发区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管钱、管物、管人，权力集中、资金集聚的地方，都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

　　“‘三管’部门已成为职务犯罪高发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尚宇代表分析了目前这“三管”领域职务犯罪的新特点，“一是大要案急剧增多，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可称为大案，而现在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屡屡出现；二是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卷入腐败活动的人数有上升趋势，其破坏性后果极为惊人；三是有组织的团伙作案日益增加。近年来出现大量窝案和串案，一些腐败分子在权力部门内结成有领导、有分工的违法犯罪团体，有组织地滥用权力；四是职务犯罪的领域广为蔓延。腐败不仅在经济管理和资源分配部门大量发生，而且在文化、科技、教育、司法等传统上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部门也不断出现；五是国有企业中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姚菊泉代表在评述“前腐后继”等现象时说：“管理的漏洞太大了。”

　　以水利、交通等重点建设工程为例，在中国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目前各省的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投资少则几十亿元，多则上百亿元。

　　尽管按照国家规定这些投资的使用都要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但相当多的行政主管部门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一些建设、交通、水利等部门的负责人，同时又兼任项目公司的董事长，有的还顶着“评标委员会”主任的桂冠，这种集“赛场组委会”、“运动员”和“裁判员”三位一体的特殊身份，为他们滥用权力提供了极大方便。

　　“尽管中国加大了廉政建设的力度，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反腐败形势仍很严峻，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现行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存在漏洞和缺陷，要根治腐败，必须立足治本，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加大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永运代表说。“打防并举是新时期查处职务犯罪的特点。只重视打击和惩治的一面，不重视或忽视了从个案、类案和典型的案例中找发案的原因，研究案发的规律，分析犯罪的心理以及产生职务犯罪的诸多因素，从中吸取教训，警示公务人员廉洁自律。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光打不防是打不尽的，打防并举，综合整治才是治本之策。”

　　填补监督真空，防腐于未然

　　“省委：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坚决维护党的光辉形象，我永远相信党会实事求是……”这是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曾锦成在任时写给省委的“血书”中的一段话。然而，仅仅在曾锦成写这份“血书”一年后，检察机关就查实他先后收受他人贿赂40余次，款物折合人民币30多万元。　

　　人大代表竹学军认为，这是个很可笑的做法，“‘血书’靠不住，还得靠制度。”　

　　“一些单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类似的职务犯罪，根本原因在于形成了监督真空。”郭永运认为，“检察机关的预防犯罪工作，就是从惩治犯罪的过程中，发现和总结出制度、管理等方面的漏洞，摸索出犯罪规律和犯罪心理，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达到防范于未然的效果。”

　　安徽省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检察院检察长童海保代表说：“标本兼治是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特别要注意预防重要职权单位、高级干部的职务犯罪。对执法者来说，不是查处的案件越多，犯罪金额越大，官位越高，就越显出执法效果。恰恰相反，执法效果体现在惩治犯罪，遏制犯罪和减少犯罪的执法过程之中，通过打击促预防，通过办案亮红灯，求得整体效果。”　

　　事实表明，如果预防工作到位取得的效果将是十分明显的。以广州地铁二号线建设为例，由于地铁一号线在建设过程出现腐败问题并导致工程投资大量增加，在广州市委的主导下，由广州市检察院会同银行、审计、监察等部门提前介入工程建设，边施工边监督，结果在二号线完工时不仅没有“倒下”一个干部，还节省资金近两成。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敬大力说：“从根本上解决预防职务犯罪问题，就是将预防机制建设纳入法制轨道，加快中国廉政法制建设步伐，堵塞现行监督体制和立法上的漏洞，按照系统科学原理和廉政机制建设的需要，建立起中国完备的廉政机制建设法律体系，实现公共权力运行和对权力监督制约过程的高度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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