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法律上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最高的权力资源；每年集中在一起开的全国两会，是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够接近最高权力资源的地方。因此，从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可见，全国的各类事务———事无巨细———都在这个平面上汇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两会议案、提案和建议海量产生并且逐年增长的原因———它们反映了寻求解决的事务本身的一种基本的倾向；也反映了我们国家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一种基本格局；当然，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包括他们的代表与委员)关于权力的一种观念和
意识。
比如，地方一家出版社改名也要拿到两会上来说，你可能觉得过于琐细吧？这是因为管理全国出版机构的新闻出版总署在中央。这种纵向结构的管理还有很多。我们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虽经几次经济领域的放权和分权，仍然没有改变权力分布的基本格局。与此相应的，就是地方性事务与全国性事务的界线一直不是十分清楚。集权的中央政府及其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必然承受着最为密集的权力诉求。
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议案或提案、建议中，有的内容很具体———即使是很具体的事务，也可能是在权力分配的最高端才能解决的；有的内容很普遍———即使是全国普遍的问题，也可能是地方性事务，应由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研究解决。比如，民革中央在今年的政协会上提出规范物业管理的提案。规范物业管理是当前中国各地城市居民普遍的呼声，但是物业管理的具体方式和标准，我认为还是地方性事务，难以全国一体地解决。与此类似的还有很多。
我觉得，能在地方议政层面上说的事，不必在全国的议政层面上来说，这既可以节省最高权力机关和政治协商机关的权力资源与议政资源，也可以充分发挥地方权力机关和政治协商机关的权力资源和议政资源，降低议政的成本，提高议政的效率。
议政的层面问题，除了从效率的角度看，也应该从权利的角度看，也就是从民主的角度看。一些涉及人民生活的问题，议论和决策离地方越近，也就离人民越近。这使普通百姓有可能通过各种方便的民意表达渠道，影响或参与当地决策。地方民主生活的内容丰富了，当地人民议政参政的热情也就提高了。比如，近年来一些地方对节日是否允许公民燃放烟花爆竹，就运用《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地方立法权，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它们都反映了不同地方的人民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权衡结果。
实际上，“放低”议政的层面和决策的层面，还为制度的创造性留出了更开阔的空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3月10日在参加重庆代表团的讨论时说：“地方人大在立法、监督等方面，有些工作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前面。”“希望地方人大今后继续加强探索和实践，多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全国人大也要及时总结地方人大工作中的成功经验，注意从中汲取营养。”他说的就是这样一种规律：创造性的空间和多样性在地方，因为积极性在地方。
随着中央政府的改革，越来越多的行政权力资源被分散出去。与此相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议政资源，也应作适当的纵向分配，并厘清界线，使人民权利的空间和议政的空间在各个层面上都充分发育。(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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