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和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相继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记者从“两会”新闻中心获悉，与会的代表和委员中至少有65名来自非公有制经济阶层，人数和比例均超过上届全国“两会”。他们中，不乏大众眼中的“富人”。

　　中国的“富人”群体从未象现在这样引人注目，以至于如何正确认识财富和“富人”，成为与会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引人注目的“老板”代表“大款”委员

　　1988年，24岁的王文京走出机关大院，与人合伙创办用友公司。十几年的奋斗，“用友”成为我国财务软件行业最大的专业公司之一，王文京自己也完成了从“科技个体户”到知名企业家的人生传奇。今年，王文京第二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被人们戏称为“老板”代表。

　　除了王文京，人们还看到了许多“老板”和“大款”的面孔。既有首钢、国家电网、航天科技、联通等国有大型企业这样的实体公司“老板”，也有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这样的大型综合进出口公司的“老板”。而来自“新阶层”的“老板”——65名非公有制度经济的代表人士则大都集中在“工商联”界，包括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重庆力帆力达董事长尹明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等，其中经济、民建、全国青联、农业、医药卫生等领域均有分布，他们绝大多数为各地民营企业家，其中57名委员或代表还进入全国工商联和省、市、自治区工商联领导层。

　　另外还有来自外企高管层的委员代表。摩托罗拉公司资深副总裁蔡国雄、上海百事可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秋芳等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德意志银行亚洲区副董事长﹑总经理兼大中华区总裁张红力等也进入特邀人士之列。

　　“十届政协不仅增加了国企负责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也远远超过了九届。”全国政协办公厅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全国已有数万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其实，在今年重庆、浙江和贵州等省市的“两会”上，分别有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成为省或直辖市政协副主席，格外引人关注。

　　2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出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新的社会阶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新阶层人士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意义不言而喻。

　　“富人”就等于“为富不仁”？

　　中国的“富人”群体开始引人注目，“大批民营企业家在率先走上富裕路之后，也不得不开始面对人们看待财富和‘富人’的各种眼神。”一位代表表示。

　　出席“两会”的许多代表和委员原本就是知名企业家，其中不少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社会上有一种不正常的“仇富”心理，认为“富人”夺占了大多数人的财富，是“为富不仁”。

　　“富，有‘有道与无道’、‘合法与不合法’之分。富而有道、合法，社会认同；富而无道、不合法，社会则不认同。而一味的‘仇富’对于广大民营企业家‘富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一位上海来的委员表示。

　　谈及时下人们对“富人”的种种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说，所谓“为富不仁”、“劫富济贫”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对财富的不正常心态。人们应该认真想一想，贫和富之间，是否因为富人富，穷人就穷了呢？目前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困难，并不是因为“富人”富，而是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同富裕的程度。

　　“民营企业家属于中国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他们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和自身的努力。这部分人的财产来源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有根本区别。”名列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42位的江西果喜实业集团董事长苏增福委员表示，“而且，他们在创业过程中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富裕之后也往往投入了相当力量回报社会。以我自己为例，近年来就累计向社会公益事业捐助了2000多万元。”

　　据新华社报道，不久前进行的第五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开业经营时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在法律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做小生意、开小作坊，或农业生产的积累以及民间的借贷等。同时，超过九成的私企吸纳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且被调查企业的纳税额增长远高于利润增长率。这些，无疑为人们正确认识私营企业家提供了客观可信的依据。

　　一些代表和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贫富差距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经阶段，现在的发展正是为了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先富起来的人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他办企业，吸纳很多人就业，能就业就有收入了。所以，现在的“富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赶快富起来。“在致力发展经济的现代中国，那些勤劳致富的民营企业家，应当成为人们的榜样，从而激励人们去自力更生、努力奋斗。”张果喜委员、北京物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都表示。

　　贫富观也应“与时俱进”

　　对于贫与富，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人历来注重思想和精神，把精神的贫富放到了第一位，外贫内富为“仁”，为“圣”，为“贤”；外富内贫为“不仁”，为“罪”，为“小人”。由于这种思想的束缚，使得人们不敢称富，而另一方面，人们又怕别人说自己穷，于是拼命掩盖贫困，所以又有了“安贫乐道”的说法。这正是中国数千年儒家正统思想影响下的贫富观。

　　同样，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不顾现实，仍然根据老的贫富观判断事物，肯定也是不切实际的。这与我们的先辈和无数先烈所追求的目标相悖，违背时代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绝大多数人已解决温饱，迈进小康，有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而传统的贫富观念，会使得一些靠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感到忐忑不安，对前景心存疑虑，甚至怕富、怕露富或移资国外。这种心态的存在，无疑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观念的解放了才能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

　　面对这一现实，如何看待贫与富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贫富观也要与时俱进。“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在采访中，不少委员和代表引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表示，新时期新的贫富观就是要用“勤劳致富”、“勤劳先富”取代“安贫乐道”、“甘守清贫”。

　　“贫富观是动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表示，“我们目前习惯于用贫富状况来衡量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尺度，但却是个很重要的尺度。隐藏在这种尺度背后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就是社会的激励机制。目前的激励机制是鼓励有能力的人冒出来，让其先富就是一种刺激与动力，同时对别人也是一种带动”。　

　　共同富裕是大势所趋

　　3月4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届一次会议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发言人姜恩柱在回答越南记者提问有关贫富差距现象时说，我们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社会上贫富差距现象的出现，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一方面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还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来使各个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减少地区之间的差距，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们还特别关心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采取一切措施来增加就业。此外，还要进一步通过税收政策加以调节。”姜恩柱表示，尽管这些都需要时间，但我们的目标是清楚的，就是要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关私人合法财产能否得到更为有效和充分的保护的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既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民财产安全、促进民间投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3月4日，记者了解到，全国工商联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关于修改宪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法律制度的建议案》，要求对私有财产进行更强有力的保护。建议案要求修改宪法中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保护表述不一的条款，体现平等的原则，明确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侵占或破坏正当的个人私有财产。另外，还要增加保护企业、社会团体法人等组织财产权的条款。

　　尽管今年人大议程中没有修宪内容，不过全国工商联还是向大会提出了有关保护私人财产的建议案。全国工商联的建议案认为，私人财产能否得到有效和充分地保护，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之一。”有关人士指出。 蒲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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