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六大胜利结束之后，一些细心的读者致电本刊：“为什么你们在‘十六大’之前的报道中就预言，这是一次顺利实现新老交接的胜利的大会？”不是杜撰，不是猜测，也没有什么背景。我们能做的，只是对所有公开信息的研读与分析。同时，我们确信，中国正走在一个越来越确定的、可预见的、有规则的道路上。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我们呼吸着从中南海以及中国最发达地区飘散出来的气息，深切感受到，新一批领导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陶醉在权力的顺利交接之中，而是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
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2月24日至26日，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两大议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将其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向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推荐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向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荐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人选。谁是“建议人选”？海外媒体最关注的就是人事变动。其实，十六大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之后，他们立即就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工作。就任总书记的第二天，胡锦涛主持政治局第一次全体会议，除对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进行研究部署外，就是研究政治局工作分工和加强政治局自身建设的问题。从政治局常委们的近期活动看，他们有很多会议、活动、考察都是一起参加的，但也有一些是单独参加。依常例，这应是他们分管的领域。例如，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会见了泰国国家反贪污委员会代表团，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看望慰问了首都公安民警、治保积极分子和武警部队官兵。人们还注意到，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的吴邦国，1月19日至21日，在出席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库区农村移民外迁工作会议后，到三峡库区考察。三峡工程举国瞩目，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至今已11个年头。去年11月6日，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胜利合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亲自出席。当日9时10分，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下达截流合龙命令。胜利合龙后，李鹏、吴邦国还为三峡水力发电厂揭牌。短短两个月后，已担任政治局常委的吴邦国再赴三峡，相信也肩负着全国人大的重托。温家宝在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的长篇报告，《人民日报》经其修改后全文发表，显示出不寻常的“待遇”。2月19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泰国总理他信。他信“对结识温家宝感到高兴，表示随时准备着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密切合作”。贾庆林1月24日下午邀请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到中南海举行迎春座谈会，2月20日会见了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这都属于政协方面的工作。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力抓党的高级干部培养工作，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很大程度上要靠建设学习型政党来导向、来推动”。黄菊1月19日到21日在甘肃考察，提出“必须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看来，他将在政务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新华社的消息说，李长春到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和单位进行了调研，他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他说：“导向正确既要体现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上，也要体现在宣传效果上。衡量精神文化产品，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喜欢不喜欢。”各司其职，有条不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顺利工作。
忧患者执政
“两个务必”的说法，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西柏坡之行后被广泛传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选编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艰苦奋斗、居安思危、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论述》，各大报纸都迅速发表，显示出新领导班子“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所以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毛泽东当年说过:“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胡锦涛的西柏坡之行，也是在“向党内讲明白”，打招呼，提醒全党警惕江泽民批评过的那种“满脑子是金钱万能，成天贪图享乐”、“拿着公款搞高消费”、“甚至堕落到用公款赌博、嫖娼”的丑恶现象。以忧患意识执政，看来已经成为中央新领导班子的共识。十六大之后，他们深入基层考察的地方，大都是落后或欠发达地区。他们看望的对象，则大都是农牧民、困难职工和城市低保户。胡锦涛冒着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35度的严寒，到内蒙古中东部地区考察；吴邦国到大同煤矿、山西柴油机厂等企业慰问困难职工群众，到三峡库区最困难的地方考察；温家宝深入700米深的矿井看望矿工；曾庆红到延安、井冈山和上海等地，顶风踏雪，看望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劳模和困难群众；黄菊来到兰州市贫困乡村、街道社区、企业车间，走访慰问城乡困难群众。这些举措，对于新领导集体更深刻地体会中国之国情，相信很有益处。最近媒体正在大力宣传已经去世22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谷文昌的事迹，其意图也是为了号召领导干部弘扬艰苦奋斗、百折不挠、解除群众疾苦的精神。
竞争带来革新
在地方上，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大连等中国最发达的地区，领导者的忧患意识也十分明显。他们的忧患意识，更多是来自“把追兵看作标兵、把对手看作老师”，区域竞争、比较的结果。当看到上海去年的GDP增长落后于华东地区绝大部分省份，出口增长及实际利用外资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业增长值甚至十数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时，上海的领导人开始认真反思“上海土地和办公楼租金、劳动力价格、城市生活费用、城市交通压力等商务成本呈刚性上涨，导致近年上海的投资率明显回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正在减弱”的问题。陈良宇说，上海未来的发展必须依托科技创新，以及深入进行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科技创新是“华山天险一条路”。当2003年第一个工作日的早晨，陈良宇亲自乘公交车出行，感受交通拥堵之苦后，一系列措施很快出台。记者两个月前到上海出差，还“享受”过乘坐局级干部轿车的诸多“方便”，几天前再次乘坐，司机说：“牌子(特别通行)已经收走了，也不敢按喇叭、打警灯了，现在是，哪辆车违反了交通规则，不找司机找领导。”陈良宇在电视上说，上海的发展，关键是培养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首先是公务员的精神，“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在北京，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在举国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的高潮中，必将呈现出千帆竞发、万舸争流的发展新局面。发展慢了就会落后。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在广东，张德江力推的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强力展开。广东民营企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横比”之下，依然存在“增势不够理想，在全省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仍有待提高”的不足。到去年上半年，广东省私营企业的总产值为1394.3亿元，远低于浙江的2186亿元。广东民营企业中的知名品牌也偏少。去年，广东省拥有的驰名商标6件、著名商标45件，均只相当于浙江的半数。在2月17日召开的广东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张德江指出:“同江浙沪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广东省在发展和提高方面都存在很多明显的差距。有的领导对发展民营经济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上还存在很多偏见，不敢放手发展；发展的环境不够理想，存在歧视政策，民营企业未能真正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在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方面还有障碍；一些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还不够大，部门服务意识差，有的甚至对企业‘卡、压、拿’，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用地难、人才缺乏等诸多问题。”他说:“今后怎么发展？靠什么发展？从广东省的实际出发，关键是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抓民营经济发展，就是抓发展是硬道理，就是抓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就是体现了‘三个代表’。地县一级发展经济，主要是发展民营经济。”在深圳，因为网上一篇《深圳，终将被时代抛弃？》的文章，引起强烈的网上网下的震撼，深圳市长于幼军勇敢地出来，和网文作者对话。于幼军指出，在政策优势、区位优越减弱的情况下，目前深圳的发展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于幼军理解的“深圳面临的三大挑战”是：一是加入世贸后，外资进入中国投资取向发生了变化；二是深圳经济结构的变化；三是深圳面临向现代化大城市迈进的转折时机。他说：“我们的干部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知不足而后勇。”在大连，市委书记孙春兰说：“当前大连市委、市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全力以赴，为外商投资企业在大连的发展，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大连市长夏德仁说：“大连和南方比，最大的差距是政府服务质量不高，服务型政府改革不到位。”他在大连市新一届政府召开的第一届政府全会上就说：“听外商和民营企业反映，大连的软环境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人甚至这样说，政府有些部门是‘黑’的。有外商说到大连投资是冲着市领导的面子，但来以后就有‘上不来，下不去’的感觉。”在提起有的政府办事科员时，他说：“许多人都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一个科员、一个科长，就可能把一个大项目气跑……这其实是在砸大连的牌子，后果令人痛心。”夏德仁表示，大连市的软环境优化就从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入手，“谁砸大连的牌子，大连市就要砸他的饭碗！”
从中南海和中国发达地区传递出的信息，人们不难发现，越是学习，忧患意识越强；越是亲民，深入人民群众，忧患意识越强；越是信息透明公开，忧患意识越强。有了忧患意识，才有创新的冲动，变革的勇气；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与时俱进；才能真正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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