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记者潘述一

　　40年来，以各种形式写雷锋的文章和人无计其数，但透过繁复的文章后面，我们就会发现，陈广生是这些作者中最早写雷锋的人。他既是雷锋事迹的采写人，又是雷锋的战友。雷锋入伍的时候，陈广生正担任这个团的俱乐部主任，比雷锋大了9岁。

　　他曾经有过一段与雷锋朝夕相处的时光。那是雷锋刚入伍2个月的时候，陈广生发现这个小战士很活跃，会吹口琴，写黑板报等这些宣传方面的活又总少不了他的身影。于是把他招进战士业余文艺队，参加群口快板节目。

　　雷锋进入文艺队的积极性非常高，常常半夜不睡觉背台词。可是，雷锋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妨碍了他在曲艺方面的发展，他常常把“一年”念成“一连”，连自己的名字也都说成“LEI HENG”。他主动找到陈广生，说自己的口音影响了大家的发挥效果，还是撤回连队吧。陈广生考虑到运输连那时已经开拔到别处施工去了，就说，你还是先留下吧，还有十几天连队就回抚顺了，那时你再走。不过这些天你可要“失业”了。雷锋说：“放心吧陈主任，我失不了业！”

　　果然，雷锋在那些天根本没闲着，到处帮忙，简直成了文艺队的“公务员”。那时文艺队睡觉的营房和炊房相距有9华里，文艺队吃完饭，端一茶缸热水回到营房就几乎冻成冰坨了。雷锋非常善于动脑筋，在外面捡回砖瓦和干柴，自己在营房里搭成了一个小灶台，把一只黑乎乎的旧水壶擦得亮亮的，专为同志们烧开水。

　　那晚，陈广生一推门，看到了他终生难忘的一幕画面：雷锋面朝火灶背对外地坐着，一手捧一本毛著认真地读着，另一只手持一根树枝往火塘里加柴，水壶噗噗作响，红红的火苗照映着雷锋的脸膛。“这个画面太可爱了！”陈广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可惜我不是画家，如果我是，我一定把这个小战士画下来！”

　　从此陈广生开始有意识接触雷锋，与他谈心。他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把雷锋写下来。正好这时上级要求宣传股干事到连队了解雷锋事迹并整理材料。韩万金交代，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拔苗助长。陈主动请缨，要求一块去。

　　他们在连队转了两三天，还找地方群众了解情况。最后，他们整理出一份材料，定名为《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让雷锋过目核实。雷锋认为自己不是模范，坚辞不受。最后在陈等人的“强迫”下，读完了材料。最后提出要求：“我能不能把题目改一下？”征得同意后，他考虑一会，提笔改道：《解放后我才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

　　陈广生佩服道：“雷锋虽然只是高小毕业，可他非常有思想，一句简单的标题却总结了他的生平，同时点出了他的思想动机。”

　　此后，陈广生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团政委韩万金为支持他，在沈阳特批了一个房间让他集中精力写雷锋的报告文学。陈广生开始日夜兼程地写作，还到鞍钢化工总厂和弓长岭铁矿去深入了解情况。

　　1961年3月20日，陈广生拿出了约3.7万字的报告文学《向阳坡上长劲苗》。1962年夏天，韩万金掰着指头告诉他，雷锋最近又有多少进步。陈再找雷锋。不料雷锋只一言不发地开车，直到开出曲曲折折的盘山路，雷锋才开口：“陈主任，我求你别再写我了。我这一年算出了名，照片、日记都被拿出去上了报纸。就好比现在，开车走盘山路，不敢出一点纰漏。我带着5台车，10多名战士，出一点事就是事故。我做了什么呢？只是一些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我从小就没亲人，如果不是党和政府救了我，我早随我妈妈去了。现在我只想报答党和国家，并不想出名！”

　　听了这一番恳切的话，陈广生不禁动摇了继续写他的念头。可韩万金却坚决不同意，他说：“生活中有人想出名可他出不了名；有人不想出名，可我们党委必须要让他出名，他出不了名我们做领导的有责任！”陈便继续写，只是换了打法，到营口从侧面去了解雷锋。

　　他趴在桌上写了没几天，接到电话：雷锋牺牲了！电话“啪”地掉到地上，泪水模糊中，陈广生赶到抚顺，在医院里，他深深为雷锋鞠了一躬。当晚一位连长为雷锋守灵时，嘴里不断念叨着：“雷锋啊！你死了不如我死了，你死了不如我死了……”陈说，这些正是他想对雷锋说的。

　　在之后的时间里，陈广生化悲痛为力量，将他修改后5万字的报告文学赶了出来。《抚顺日报》连载25天全部载完。同时又陆续发表于《解放军报》、《辽宁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

　　陈广生总结自己，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写了13本雷锋的书、60多篇雷锋的文章。他还告诉记者，他是73年前的3月5日出生的。“你说这多巧合！是不是就注定了和雷锋的缘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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