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的权威论断

　　问：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这一说法，到底只是学界的一种表述，还是已经成为中央领导的权威论断？

　　王长江：这个主题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只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我以前不太敢使用“革命党”这个词，开始的时候都是用“领导革命斗争的党，领导武装暴动的党”等等提法。如果说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很容易被人反问：难道我们现在就不革命了？小平同志曾经讲，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你说已经不再是革命党，容易在概念上面纠缠不清。只是后来，中央领导也使用了革命党的概念。说我们现在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样说很简洁，如果不钻牛角尖，也很明了。在大家都认可的前提下，可以用来表明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状况。

　　认识党的这种转变，自然会得出探索政党规律的结论。说到党，很多人就会说，党是有强烈阶级性的政治组织。你不要跟我说政党发展有什么规律，首先要弄清你这个党是什么性质的党。这样一来，你只能回答，我们是共产党，别的党是其他性质的党，不一样。在不一样的基础上再说话，你所能强调的就只能是你这个党的特点，你和别的党的根本区别，而不是共同点。于是就形成一个观念，似乎共产党和别的政党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比较。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党要前进，肯定要研究一般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你始终停留在自己一个党、一种类型上，毫无疑问，就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普遍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对这样一种规律的承认，即承认政党运作有规律可循。你是执政党，别人也是执政党，执政党和执政党有没有共性的东西？承认这样一个转变，就意味着承认它们有共同的地方。由此而论，这一论断确实是一种重大突破，是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立足点和起点。

　　执政党与革命党的主要区别

　　问：执政党和革命党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胡伟：一般来说，革命党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是他的本质特征。因此，革命党首要的工作是进行阶级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分化谁，通过阶级分析弄得清清楚楚。

　　革命党的存在有三个特点：

　　第一，要有一个革命领袖，这种革命领袖产生于特定环境，他往往一呼百应，而且革命党在实际操作中也通常会把体制力量凝聚到领袖的身上，通过他动员民众，比如，大家一看到毛主席心就定了，就有方向了，领袖对于革命党非常之关键；

　　第二，要有一整套思想体系或者意识形态，它通常是革命领袖提出来的；

　　第三，要有一个铁的纪律，这是战争年代的需要，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可能进行民主协商，即便有，也是很小范围的，体现在成员关系上，必然是领导命令型，靠铁的纪律来凝聚、整合这个党。

　　而作为执政党则不同，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里强调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合作基础。作为执政党一般来讲都比较强调民主、协商。

　　王长江：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之后，它的任务和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革命党而言，任务目标就是夺权，运用的是暴力手段，同时要求有强有力的铁的纪律，党员就要冲锋在前不怕死。一旦执政，手里掌握了政权，目标和任务不可能再是夺取政权。手中有了权，它的任务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权。过去夺权的时候是给了老百姓以许诺的：原来的政权不行，只有共产党才能使社会更加快速地发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使国家强大。这些许诺都要在掌握政权后去实现。这就是不一样的任务。

　　此外，执政党与革命党相比，所代表的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的前提就是认为现存这个社会不合理，要推翻它。执政之后，如果继续用这套思维去思考问题，那就很麻烦。已经掌权了，如果仍然只代表个别阶级，将别的阶级统统排斥在一边，甚至采取消灭的办法，就会出大问题，整个社会会因此发展不起来。要想使社会发展起来，作为执政党，不能让社会各部分之间成天斗来斗去，必须想方设法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只要社会的这些部分仍然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不能去人为地消灭它们。

　　应该说，在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中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转变。“七一讲话”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想方设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是典型的执政党的思维方式。

　　潘维：什么是革命？从政治学意义上讲，革命是用最激进的手段推翻旧的政治结构，因此革命的成果远不如渐进变革的成果持久稳固。革命不应当是社会的常态。

　　那么为什么要有革命党？革命党的目的是动员人民。推翻旧有政府不容易，变更政府制度更难，社会革命更是极为艰难的事，需要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

　　上个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会有革命党？1900年中国4.5亿人口，几乎是今天美国人口的两倍，但帝国主义只两万洋兵就征服了中国，让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银子。一直到1944年，日本兵还在中国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

　　因此，在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能够动员一盘散沙的农民，让小农构成的、平静的“传统”社会“动”起来，用西方人的“现代”社会手段来抵抗西方贪婪的侵略势力。

　　当时中国革命党无数，但就组织中国农民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采用的组织方式最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其能够最终胜出不是偶然的。

　　1949年后，只1年，中国就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阻挡在国门之外了，15年，就有了比较成功的计划经济，迅速建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基础工业体系，并让中国人基本吃饱饭。这些皆是社会动员之劳，是革命的成就。

　　但是，一旦革命成功了，革命党必然面临向执政党转变，执政党的目的是坚持社会正义，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保障国家安全。只有将这四种任务完成好，方能继续执政。

　　如果说革命党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动员，那么执政党的目的就是维护已有的体制，让社会在体制下正常运作。

　　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制度化非常之困难，越成功的革命，革命的惯性就越明显，革命的“合理性”就越高，制度化就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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