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再过一个多星期，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在全国喜迎十六大之际，本报驻英国、意大利、德国的记者分别采访了一些与中国有过密切交往的外国友人，他们都曾经几次来到中国，见证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那么，在他们眼中，中国到底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

　　在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我先后四次作为意大利政府领导人访问过中国，对中国三代领导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了解。虽然对他们的了解不是很透彻，但说真的，我很佩服中国的三代领导人，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完成的一项重大政治杰作，就是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当时可能美国舆论并不成熟，看不到这一事件的战略意义，但尼克松总统是伟大的。我没有与毛泽东有过直接接触。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4年，不过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到过香港，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在中国特别流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意大利文本的。当时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与苏联的论战，中国称“苏联比法西斯还坏”。我们当时曾认为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中国与苏联同属共产主义阵营，不该出现这种现象。尽管我们是北约成员国，但意大利是西欧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比美国早三年时间。我一直认为无视中国的存在是荒谬的，谁也不能想象世界的发展没有代表世界人口1/4的中国的参加。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对外开放，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件新事物。中国建立了8个经济特区，其他地区则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政策。我们有时候喜欢讲多元化的民主制度，像我们的议会制一样。我认为，一个国家智慧的作法是分阶段进行的。比如市场经济，说起来好像是一种魔法，万能的。其实一个国家体制的变化不可能在“一日之内”实现。中国还有一个少数民族问题，有56个不同的民族。我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李鹏委员长在外地访问，委托主持宴会的就是一个蒙古族的副委员长(注：布赫)。因此，我常对人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一个早上直接发布一个法令，全国立即就执行一种政策。就好比登山一样，如果一个人不熟悉，一开始跑得很快，一会儿就不行了。真正的登山队员是有计划地分段进行，最后才能登上顶峰。我记得与邓小平会见时，克拉克西(时任意大利总理)讲到要实现民主，更大地开放人权时，邓对克拉克西讲，我不知道你在意大利是否有99%的支持率(注：克拉克西任总书记的社会党当时在意大利只有12%左右的选票)，我尽管有99%的支持率，我还有1100万人需要去做工作。当然这是幽默的谈话，但是，这些观点值得思考。

　　在江泽民领导下，中国增强了与世界各国的接触，这其中不仅是经济、贸易、投资等项目，还包括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的交流；在我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还举行了纪念利马窦的活动。我担任各国议会联盟政治委员会主席，从中国正式开始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工作后，由于代表团人数按国家人口比例分配，中国代表团是人数最多的代表团，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常常提出积极的工作建议。

　　“9·11”事件后，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上，江泽民、布什、普京穿着中式服装在一起，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在提高。今年欧洲实行了欧元，意大利政府赠送给意大利家庭1500万个里拉与欧元兑换器，这些全是中国制造的，因为中国的产品不仅价廉，而且质量非常好。▲本报驻意大利特派记者史克栋

　　前任英国驻中国大使高德年：中国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我作为外交官曾经三次常驻中国，前前后后加起来共有10多年。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变化之大，甚至让我感到惊讶。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68年，在英国驻华代办处任职。当时中国正搞“文化大革命”，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什么都是定量供应，买粮食要用粮票，买衣服要用布票，还有油票、糖票什么的。我是外交官，享受特殊待遇，能用外汇券到北京友谊商店去买东西。其实，那时候的友谊商店里东西也不是很多，但总能买到中国老百姓买不到的一些东西，而且不限量。

　　1981年，我第二次到北京工作，在英国驻华使馆任一等秘书，后又升任参赞，一直工作到1984年返回伦敦。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中国开始发生变化。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得到明显发展。但是，这条路能不能坚持走下去？当时中国人还缺乏信心，外国人也在观望，觉得中国的前景还不够明朗。也就是短短十几年，当我1997年去北京任大使时，中国就大变样了。那时候的中国，不仅物资丰富，人们也充满了自信。当时在伦敦还很少有人用DVD，可我看到许多中国人已经有了，移动电话也在迅速普及。80年代的时候，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时，双方都会感到紧张，可现在，人们之间的交往随意多了。我在中国交了不少好朋友，他们可以来我家做客，我也能到他们家里坐坐。我看到他们的生活已是今非昔比：住房宽敞了，装上了高档电脑，有的还买了汽车。我们英国大使馆的不少中国雇员，就是开着自己的汽车上下班的。

　　20年多前我在北京时，根本看不到香蕉和橘子，蔬菜品种也极少，北京人主要吃大白菜。现在可不同了，市场上什么水果都有，包括进口的，各类蔬菜都买得到，价钱都很便宜。商场里还有各种外国名牌服装和工业品，一些中国人穿上了法国西装，是价钱很贵的，连我们外交官都不敢买。

　　这种变化在中国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去过中国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离任前去的最后一个省份是贵州省。虽然那些偏远地区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但与20多年前相比，那里的变化同样是很大的。我多次去上海，我认为那个城市的人均生活水平差不多要赶上香港和新加坡了。去青岛时，我走访了海尔公司。海尔生产的“白色产品”(英国人把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叫“白色产品”)是世界一流的，目前在英国市场上也很受欢迎。

　　我任大使期间，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每年递增50%，有大学生，也有许多中学生，总共有3万来人，绝大多数是自费的。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许多中国人手里有钱了，于是才有条件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

　　中国有13亿人口，能让这么多人有吃、有穿、有房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我是很佩服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显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超越了西方国家所经历的某些阶段。再过不久，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这次大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今后二三十年，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只要中国能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向前发展，中国人民的日子就会过得更好。▲本报驻英国特派记者史宗星

　　德国工商总会副主席许斯：中国前途不可限量

　　尼古劳斯·许斯是德国汉堡商会前任主席、现任德国工商总会副主席。20多年来他对中国的热情始终如一，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至今，他已六次造访中国。

　　1980年，我第一次去中国时住在一家很旧的旅馆，很少的几辆出租车在自行车的海洋中如同鹤立鸡群。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个个都穿着“毛式”制服，作为礼品赠给他们的、带有我们公司标志的领带没法戴。今年5月，我最近一次对上海和北京访问时，印象正好反过来了，汽车如同海洋，自行车已经显得有些可怜兮兮的了。中国人的购买力如此之高，西装已经是家常便饭。走在浦东的街上，感觉真像“艾丽丝漫游仙境”一样，眼睛好像都不够用了。

　　中国政府在这20多年来采取的改革开放的种种政策，我对此很钦佩。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以及适合中国条件的发展战略，都是十分正确和英明的。所有这些都只能说明一点：目前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之一，领导能力很强。领导一个国家如同管理一个公司，善于领导就能发展，不善于管理就赤字累累，甚至破产。

　　中国决定建设世界上第一条磁悬浮铁路，这是决策者具有战略眼光的一个例子。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建设和管理磁悬浮铁路经验的国家。如果将来其他国家要引进德国的这项技术，中国在施工方面将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基于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方面的卓越成就和能力，以及对德中经济合作的贡献，今年5月，汉堡商会将十分珍贵的“商会奖章”授予了朱镕基总理，这个奖以前只向一位外国领导人颁发过。

　　德国经济界对中国的发展寄予了巨大期望，因此，汉堡商会也在积极行动，计划在汉堡港区以150公顷的土地建设一个“小浦东”，专门用于向中国招商；同时，还将设立一个“中国服务中心”，为前来投资的中国商人，提供从申请居留、办汽车驾驶执照等一条龙服务。今年9月，汉堡举行的规模空前的“中国月”活动期间，上海市副市长周慕尧请友好城市汉堡支持上海申办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我对周副市长说，到2010年你们主办“世博会”时，那时的中国将成为发达国家了。

　　我相信，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将会出色地接过接力棒，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高峰。我的女儿上大学选的是汉学，我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本报驻德国特派记者江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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