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北京)
江泽民总书记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同1992年6月9日和1997年5月29日分别在“十四大”、“十五大”前发表的重要讲话一样,是又一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把迎接“十六大”召开的思想理论准备推到了高潮。这篇重要讲话,充满着面向新世纪的时代感,开拓新阶段的紧迫感和开创新局面的使命感,具 有催人奋进的浓烈色彩和鲜明特点。
理解新世纪:苏东剧变和“9·11”带来大变局
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一开始就要求我们站在“新世纪”和“新阶段”这样的时代高度来认清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显然,这是有深刻考虑的。而且,这个深刻的考虑同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十六大”联系在一起,更有其非同寻常的意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上决定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十六大”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指出:“这次大会,是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召开的极为重要的会议,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就是说,党中央是以“新世纪”的复杂形势和“新阶段”的时代要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确定“十六大”的历史使命的。
为什么要把“新世纪”和“新阶段”这样的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作为我们当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讲“新世纪”,是因为形势逼人,催人奋进。进入20世纪80年代,和平与发展已开始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代主题的转变,要求我们在观察全球问题的思路上、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上都要与时俱进,而不能一成不变。这20多年来,我们深感时代主题的转变,既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也给我们带来了种种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挑战,特别是由于两起重大事件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一起重大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它使冷战格局结束,国际局势出现深刻的变动。邓小平当时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他预见到了进入21世纪后,发展问题对全局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任凭南北矛盾扩大下去,贫富差距不能缩小,将对国际局势产生深刻影响。另一起重大事件是,进入21世纪第一个年头发生的“9·11”事件。它进一步改变了原来的世界格局和国际政治关系。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在分析新世纪的复杂形势时,明确地指出“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9·11”事件发生后多次指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一方面,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继续增长;另一方面,国际局势更为错综复杂,不稳定因素增多。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经过这两起重大事件,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着,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包括军事和文化在内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中国该怎么办?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该怎么办?这就是新世纪的国际局势向我们提出的课题,就是进入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理解“新阶段”: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
讲“新阶段”,也是因为形势逼人,催人奋进。进入新世纪,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讲,又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和时代要求。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明确指出的:“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为我们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伟大一搏,是实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宏伟蓝图。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具体地说,到1995年已经提前完成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到2000年又在我国人口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尽管各地的发展还不平衡,但是这些指标的完成标志着我们已经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意味着我们从总体上进入了邓小平所说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五大”曾经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因此,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说,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宣布了这一“新阶段”的到来。时不我待,机不可失。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要求我们紧紧抓住21世纪头一二十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和去开拓的新阶段,就是我国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后召开的“十六大”要认真研究的历史特点和时代要求。
我们党只有认清国际形势和现阶段中国的历史特点、时代要求,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我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势逼人,不进则退。
理解“新局面”:各地要有具体化的目标
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要求我们站在“新世纪”和“新阶段”的高度,认清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是为了凝聚全党力量,带领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探索和奋斗。核心就是要在中华大地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今天讲要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实施现代化的第三步发展战略,就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因此,“新局面”,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三步走”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展开。相对于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第二步目标而言,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并且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开创历史的“新局面”。
“新局面”,其次是一个全面的范畴。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方面建设任务的新概念。江泽民同志2000年6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在阐述我们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继续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这一重要问题时,已经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要经历若干个具体发展阶段。小康社会是其中一个重要阶段。这就说明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的奋斗目标是相联系的。小康社会要通过“全面建设”才能建成。因此,在“5·31”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论述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任务和目标,可以说,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奋斗目标,就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主要任务。
“新局面”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具体范畴,它在完成任务和时间部署等问题上都有着具体奋斗目标—不仅在总体上有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体的奋斗目标,而且在各地还要从那里的具体条件出发加以具体化。比如最近在各地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在确定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时,各地都不一样。北京市提出今后5年,努力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力争到2008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00美元的目标;广东省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使珠江三角洲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00美元以上;上海市提出今后5年是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是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到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500美元左右;等等。这就表明,各地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都有自己具体的奋斗目标和部署。
当然,开创这样的“新局面”绝非易事,关键是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突出强调了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强调要维护和增强团结。这就是说,我们要广泛充分地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小平在1978年11月曾经提出要“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我们今天仍然要树立这种万众一心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崇高使命。有了这一条,我们就能在新世纪、新阶段脚踏实地地开创新局面。
改革开放的主心骨: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
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但道路并不平坦,会有困难和风险。为了保持清醒,坚定开创一个新局面,我们必须有主心骨。
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讲了两句话:一句叫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一句叫做“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有了这样的主心骨,我们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关于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主心骨,这几年已讲得很多。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需要指出的是,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把其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大历史贡献。回顾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以来这13年党的思想建设历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针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接着,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2条原则,江泽民同志在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初步分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要求后,经过学习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并且作出了用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战略决策。特别是1997年初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同志高度评价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党的“十五大”做出了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的重大决定。这次在“十六大”召开前夕,针对党内外各种思想认识,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再次明确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显然又有新的意义。
既然讲旗帜仍然要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又为什么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主心骨提出来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说两句话。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括了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经验,特别是概括了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为什么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读一读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在阐述“与时俱进”问题时讲的“四个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他说:“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这“四个一定”,实际上讲的是“三个重大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新要求。“三个重大变化”又可以理解为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对我们党如何巩固执政地位,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了世情、国情、党情的重大变化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为了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我们要一如既往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也要坚持与时俱进,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这样的主心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和觉醒,我们不但能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还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更美好的新生活。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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