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三国关系完全可以发展成为彼此均善意相待的新型三角关系。

　　·冷战后美国的“单极”优势并不曾因俄罗斯的抗争而削弱；俄罗斯10年来一直寻求西归，因而对中国来说，并不存在因俄的“忽然西倒”而使国际环境急剧恶化的问题。

　　·俄国回归西方的任务仍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寻求同俄国的特殊关系，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操作上也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南方网讯5月23日至2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匆忙的欧洲行程中抽出了4天时间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访问的结果可以说是丰盛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又称《莫斯科条约》)和《美俄新战略关系宣言》，宣布美俄在削减战略核弹头方面达成历史性协议，两国关系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关系时期。

　　不少国际问题观察人员指出，这确实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具体的条约内容，而在于签约动作本身所反映出来的三点内涵：第一，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依然在加强，而不像某些分析认为的那样是在削弱；第二，俄罗斯倒向西方的趋势在加快，而且几乎不可逆转；第三，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遭遇重大困顿，俄美的接近将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前两点，笔者基本同意，对于第三点，则不以为然，美俄的接近并不必然威胁中国。概括来讲，冷战后的大国关系特征、俄罗斯的国家复兴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方向三个要素综合作用，致使美俄关系的拉近不至于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冷战后的大国三角关系发生了质变

　　那种认为美俄接近将不利于中国的看法其实隐含着这么两个前提：首先，中美两国正处于一种争夺盟友的竞争关系，或者至少美国对中国充满敌意；其次，俄罗斯在中美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选择将使中美俄三角决定性地倾向一方。

　　这样的思维是基于对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参照，所以依然具有浓重的冷战色彩。

　　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冷战时期的合作是服务于对抗的；而冷战后的对抗则越来越多地开始倾向为合作服务。

　　这自然跟冷战结束的大环境有关，但也跟具体国家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有联系。俄罗斯、中国都要求全力发展国内经济，而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实现了所谓的“打天下”任务，主要精力转到了“治天下”的任务上来，因而除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外，在国际上更主要的是要传播美国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以及防止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扩散，在当前则具体化为反恐怖战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显然没有去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只要台湾问题不恶化到某种程度，两国就不可能发生类似美苏关系的全面对抗。

　　在历史上，三角关系因三组双边关系的不同组合而区分为这样几种情形：三国彼此交恶、互相攻伐，如中国古代魏蜀吴三国的某段关系史；两国交好共同对付第三国，如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两国交恶但同第三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如俾斯麦时期的德俄奥三国关系；第四种则是三国彼此友好。

　　冷战后大国关系的质变导致了大国三角关系从第一种类型逐渐转变为第四种类型。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中美俄三国关系基本上属于第四种类型，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所以美俄两国的接近，并不像当年的中美接近那样，是专门针对第三国的，而是有其他的具体寄托：俄罗斯是希望可以借此放下维护庞大核武库的经济包袱，并通过加速融进西方来实现国家的发展；美国则希望在欧洲盟友日渐离心的背景下拉住俄罗斯进行平衡，并且抓住俄罗斯这个石油第三大生产国的资源，消除对方对自己将要采取的进一步反恐措施的抵制等等。

　　联系布什上台之初对中俄两国都采取强硬态度的事实，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布什也许是美国历史上优越感最强的总统，但政治的现实毕竟迫使他必须从彻底的单边主义深渊里抽身出来；而美国能够对俄罗斯改变曾经有过的单边主义做法，显然也有可能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改变作风。

　　因此，我们反而应该从美俄的接近中看到积极的迹象，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俄罗斯的选择对于单极世界的影响有限

　　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就基本上是“一超多强”或“单极＋多极”的状态。俄罗斯在冷战结束早期也曾屡屡试图促进世界格局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效果并不明显。反而由于俄罗斯的经济迟迟无法融入世界主流而危机频频，国力复兴无望，美国的“单极”优势更加突出。

　　国际格局的基本状态主要在于国家实力的对比，结盟只是一种补充。所以，俄罗斯加速倒入西方的选择并没有太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因而也谈不上对中国会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

　　而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送走布什后表态说，俄罗斯不仅重视西方，同样重视东方、重视中国。虽然这更多的是外交辞令，但至少表明了俄罗斯并不想帮助哪一国来对付哪一国，它已经而且长期将实施“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以实现“15年赶上葡萄牙”的目标。

　　在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所谓“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发展道路之争。彼得大帝的改革开了俄罗斯西方化的先河，后来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的改革均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十月革命的胜利，则是俄罗斯试图通过另一条道路成为世界强国的尝试。但俄罗斯失败了，几乎丧失了自彼得大帝以来地缘政治扩张的全部成果(俄罗斯东部除外)。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前苏联亡党亡国，但同时也使俄罗斯回到了西方化的道路。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却心存疑虑。到了普京执政，他对西方和俄罗斯都有比较实际的了解，知道西方担心俄罗斯始终有“恢复帝国的野心”，并明了俄罗斯实际已经沦落为三流国家，而且，俄罗斯的最终目的本来就是要回归西方。为此俄罗斯必须向西方作历史性妥协，以换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西方的经济援助。

　　可见，俄罗斯的西归路程早已开始，过去因为西方的怀疑与拒绝而不得其门，现在由于妥协而部分成功。对于中国而言，“俄罗斯向西走”这一外部环境在冷战结束后就一直存在，并不存在俄罗斯忽然倒向西方的突变，因而也就不存在有什么国际环境突然变得不利于中国的问题。

　　俄罗斯彻底回归西方尚需时日

　　俄美接近的进程虽已启开，但不会就此一帆风顺：

　　首先，此次俄美接近是以俄单方面的让步为前提的。就像以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做的一样，如果得不到回应，俄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就将蹿升，甚至威胁到普京的地位，或者迫其改变亲西方的政策。

　　其次，《莫斯科条约》的签订总的说来对美国有利，俄罗斯的收获是象征性的。美国著名军控问题专家达尔德尔评论说：“在这笔交易中，俄罗斯得到了条约，而美国得到了一切。”

　　5月14日双方协议决定建立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20国合作机制)，虽然使俄对北约的决策有了一个新的影响渠道，但它主要限于某些特定问题的讨论，如地区安全和反恐问题等，俄仍不是北约成员，没有办法直接影响北约内部的核心决策。北约仍将东扩，并继续吸收新成员，包括独联体的成员，并在俄罗斯的西边与南边境建立“防疫地带”。

　　而俄罗斯也不是对美国完全消除了戒心。5月14日，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独联体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实质化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声称是要“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其实是要对其他独联体国家加强控制，防止美国与北约借反恐之机与它们接近。

　　第三，俄罗斯与西方在车臣问题以及俄罗斯与伊朗的核技术、导弹技术合作问题上有难以弥合的分歧。

　　最后，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联系仍然薄弱，大大落后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贸联系，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并不重要。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国内法制不健全，黑手党横行。这严重影响了西方资本进入俄罗斯，从而制约了俄罗斯与西方的亲密关系。

　　因此，即便是担心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会导致中国被“孤立”在其外，也是过于夸张和为时过早了。

　　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在于中国内在努力

　　认为俄美接近会对中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看法，其实还包藏了一个倾向性假设———即中国应该同俄罗斯结盟。事实上，这种结盟的思想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而且在操作上也缺乏可能。

　　俄罗斯与中国目前所求者主要是睦邻友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开始就有其限度，这种限度就是不针对第三国，不对抗，不结盟，大家做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

　　而某些人主张的中俄结盟，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无论是1999年科索沃危机，还是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俄罗斯都保持着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那有利于它的国家利益。

　　况且，基于强邻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对中国也一直存在着戒心，向印度出售的先进武器在质量上要高于中国。在俄罗斯国内，“中国威胁论”也不是毫无市场。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遗产是强调内在努力。中国要想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不应该将希望放在与某个国家的特殊关系上，而是要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策略，一方面坚持全力发展国内经济，同时继续维护政治稳定，根治腐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另一方面，则要展开灵活的、以经济为主导的全方位外交，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

　　作者：王福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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