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要领导的频繁更换成为去年至今中国政坛上的一大风景。他们或者从中央走向地方，重整出事的前任留下的“江山”，比如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徐荣凯到云南就任省长；或者从发达地区跳升半级，出任中西部省份的书记或省长，肩负起促进一方跨越式发展的重任，比如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在他们主事不算太长的时间里，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已经初步感受到了一些新的气象。

　　另一种地方化

　　由于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因此中国政治的传统之一就是一直比较警惕“诸侯”的形成。地方大员上任的时候，都必须有这样一个表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府首长都要声明要配合同级党委书记这个班长。同时，地方大员上任后都很注意“入乡随俗”，都很呵护原有的凝聚地方人心的精神资源或传统。去年8月11日当选为河北省石家庄市委书记的吴振华提出石家庄精神就是西柏坡精神(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在党代会上做的报告题目里以三个代表打头，井冈山精神紧随其后。这轮新官亮相中，人们可隐约感到，地方精神资源的高扬是重要的一环。

　　只能摆弄实际物质资料的人物是官僚，而不是政治家。凝聚人心，追求适度的地方认同，这是政治艺术的一面。

　　尽快为当地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显示自己亲民的色彩。许多新官在上任时都表示自己是来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都怀着惟恐辜负当地父老乡亲的心。张云川在以高票当选湖南省省长时说：“不论身居何职，我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介平民。”中国第二个院士市长、武汉市新市长周济更是表露自己学者的本色，表示自己上任后要刻苦学习。这种亲民色彩很快就体现在他们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怀上。张云川在1月21日湖南省政府全体会议上当场拍板：过年不停电。这个举动引来了群众一片叫好声。为了能让老百姓在武汉这个“火炉”的大街上有个遮荫的地方，湖北省省长张国光建议武汉市多种树，适当种草。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老百姓最终还是要看地方领导在这方面的作为。这次人事变动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有意识地利用官员原有的资源来为地方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孟建柱到江西后提出江西要在5年之内在中部崛起，上任不足百日便奔赴上海，与上海市政府签订了《上海市江西省加强全面合作协议》，为江西争取到了上海方面支持江西“100个重点项目，投资100亿元”的承诺。春节前夕，刚上任不久的山东省代省长张高丽就做出批示，要求青岛、烟台、威海三市组织好春天去广东招商的活动。

　　类似的动作一定也会在当地百姓中树立很好的口碑。

　　改革务实的精神

　　老百姓和企业都认同改革务实的领导干部。因此，当一位大员到任之后，他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新领导会有什么新思路、新举措、新见解。

　　新任的地方主要领导往往都十分积极地推动原有痼疾的根除。山东省济南市的城市规划，经常被市民讽刺为“规划规划墙上挂，顶不上领导一句话”。张高丽4次到济南考察指导工作，多次表示，从自身做起，绝不给济南市乱批条子。针对山东原来财税体制中存在的收过头税问题，张高丽在全省财税会议上提出，从2002年开始，省里不再对下面下达税收任务，逐步淡化税收任务观念，促进依法治税。

　　面对政协委员特别是港澳政协委员对湖北省投资环境强烈的指责，湖北省省长张国光表示：“投资环境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明年你们就弹劾我这个省长。”在他的推动下，从2002年起，湖北省将不再评选经济“十强县市”，改评“信用县市”。湖北将以县为单位，按照法制、信用和服务环境等给各县市评信用等级，等级依次分A、B、C、D四个档次。对信用档次低的县市，省里将督促其整改。

　　改革务实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对政府自身动真格，新任地方领导的讲话或工作思路中，十分普遍的一点是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在这点上，几乎是“众口一词”。江西省省长黄智权在一次会议上不无自豪地说，江西有130万人在广东打工，回来都可以当老板，将成为江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

　　主动打民营牌，成为新的地方领导群体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无数精彩的故事可能就在这共识形成之后发生。

　　反腐倡廉的旗帜

　　反腐败已经成为这次高层人事变动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此，新任地方领导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对待反腐败工作。湖北省省长张国光一上任就誓言：谁不反腐败就下台。薄熙来的口号是“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沈阳新市长陈政高的施政宣言中明确提到：“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做官。”

　　地方主要领导对治内腐败官员的批评声调也随之上升。湖北省省委书记俞正声痛斥原天门市市长张二江是“五毒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张行湘在兼任沈阳市委书记后警告沈阳市干部，再发生腐败案将追究领导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新任地方主要领导普遍对原有的用人制度提出了批评。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在谈到组织部门要坚持民主推荐、公开选拔制度的时候说，如果不这样，这个人一句话，那个人一张条子，非把你整死不可。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也成为他们关心的问题。白恩培就提出，法院党组书记是党委派出的，纪委书记是党委常委或副书记，所以组织监督、班子成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尤为重要。中央确定的干部人事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地方领导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点对推动未来的反腐败治本工作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忘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是很危险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转型社会中，改革事业推进的快与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者自身的素质。地方认同、改革务实、廉洁已经成为我们评价改革者皆不可缺的因素。

　　官员推动了改革，改革也改变了官员，尤其是地区性的党政首长。当一个官员的荣辱和一个地方的改革和发展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千篇一律、纯粹执行者的刻板面孔就会慢慢消失。官员的开放、直率和人性化的一面将更多地为我们的百姓所常见，尤其是当官员发现，他们每想往前走一步，都需要从百姓那里得到理解和支持的时候。本刊记者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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