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今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拉开了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帷幕，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今天，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美关系在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之后，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当前的中美关系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总体而言，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超出它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双方定位不对等影响到它的正常发展。

　　对中国而言，中美关系对中国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而美国是世界上惟一有能力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国家，也是惟一有能力(而且其国内也有相当部分人有意愿)从整体上破坏中国和平与发展大环境的国家。无论世界各地区局势多么动荡，只要维护住中美两国之间的政党关系，对中国而言，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就有基本保障，中国就能持续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

　　第二，中美关系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是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但美国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所需要的外部市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信息来源、管理经验，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这个当代科技发展最活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第三，美国是惟一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台湾问题的世界大国，中美两国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也将决定中国用什么方式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正因为如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把建立、维护、发展中美间的正常关系放在中国外交的第一位，作为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来处理。所以，处理中美关系必须着眼于大局，对一些局部问题的处理必须让位和服从于全局战略性问题。

　　对美国而言，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和重要性，除了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的：第一，中国军事力量在至少15-20年间还不足以与美国抗衡，但中国是少数掌握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国家之一，具有发展威慑美国核力量的潜力，而且在维护核不扩散、限制导弹技术扩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第二，中国是在东亚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方面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第三，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解决世界的环境、毒品、走私、移民、能源等世界性问题方面也将起重要作用；第四，在“9.11”后，两国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找到了新的共同利益的交集点。

　　所以，两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是有一些差距的，总体而言，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超出它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因此，中美关系中的麻烦通常是由于美国引起的。

　　中美关系定位的不对等，是由双方的综合国力的差异引起的。但只要中国保持稳定而较高的发展速度，中美关系在各自对外体系中的不对等的现象必然发生变化，中国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也将进一步提高。

　　2.中美关系定性不明确，处于非敌非友的不确定状态；正确认识美国是制定中国对美政策的关键。

　　从人类历史的演变来看，过去的霸权国家之间和霸权国家与正在兴起的大国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像中美关系这样复杂。英帝国与当时正在兴起的美国的关系是盟友关系，与德国是敌对关系，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是敌对关系；美国与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是同盟国关系。这些关系都是敌友分明的。而今天的中美关系很难用历史的经验来判断。

　　有一句话其实对方都是适用的：如果中美两国彼此都把双方塑造成敌人，那么中美彼此就会成为敌人。如果美国国内视中国为敌对力量的的势力占上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会发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如果也采取与美国对抗的政策，两国就肯定会全面对抗；而如果中国方面坚持正确的对美政策，既斗争又争取合作，那么也还会存在着关系回归正常的可能性。所以，如何认识美国是制定对美政策和战略的基础。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必须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多极化的客观进程，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少数大国、强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别国的霸权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又必须合理地分析美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世界作用，也要看到美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自己的合理利益，在有些问题上也存在大国应当发挥的作用。

　　历届美国总统，从里根到老布什再到克林顿，都把美国保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人也不会放弃这一目标。

　　但是应当看到，任何一种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都需要大国在其中起到超出一般国家的特殊作用，都需要某些大国出来起引导作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实际上就是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并拥有一定特权的国家。联合国机制本来就是建立在大小国平等与大国特权基础上的。所以，美国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既有强权政治的表现，也有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必然要体现的作用。

　　同样，在双方关系上也是如此。美国国内的确有相当大的反华势力。但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历届政府，虽然经常在对华政策上摇摆，但总的来说基本上还是遵守了一个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还是在缓慢地向前发展。如果中国只看到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作为，把美国的任何行动都视为敌视中国因而采取相应的针锋相对的做法，那么，中美两国相互成为敌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对中国而言，用“美国威胁论”来回应“中国威胁论”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3.中美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产生的矛盾是软性矛盾，不具有对抗的必然性。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对内主张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外主张和平政策和开放政策。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你死我活的关系，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也不是零和关系。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特色主义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它一方面谋求发挥社会公正，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经验；另一方面，在发展生产力、建立市场经济方面，又注意学习和吸收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经验。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的确存在基本矛盾，但这种矛盾是软性矛盾，不是硬性的对抗性矛盾，特别是在文化制度方面，两国的社会制度在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外国资本的合法利益、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等重大问题上，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甚至在保护人权、承认法治的基本原则等政治领域，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对抗。

　　当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的外部挑战仍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我们应当区分来自美国的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是美国试图改变中国根本的社会制度的压力，对这种压力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权，坚持中国的国家主权。

　　另一种压力是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对中国提出各种条件，要求中国按国际规则修改中国的一些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规定。对这种压力，中国必须在坚持不让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区分里面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变外部压力为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而不能一概把它视为对中国和平演变的计划。

　　4.中美政治经济关系不平衡发展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自1972年上海联合公报发展以来，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有了很大发展，但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关系相对于经济关系而言相对滞后，政治经济关系分轨发展，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动荡起伏，时好时坏；而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却比较平稳，稳步向前，不断升温。

　　1990年以来，中美两国在政治关系上经历了几起大的磨难：1989年政治风波及美国对华制裁、美国对台出售F-16战机、银河号事件、美国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中国军演及美国派军舰驶近台湾海峡、美国将人权问题与贸易挂钓、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美国多次提出反华提案、1999年中国使馆被炸、撞机事件等。

　　而经济方面，两国经济贸易额一直呈直线上升。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里，双边贸易额增长了6倍。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3720多亿美元，其中中美贸易额为744亿美元，占20%，如果加上经香港转口的份额则占30%。美国现已是中国的第一贸易伙伴。按照美方统计，中国大陆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对外出口总额的21%，中国在对美贸易中得到巨大的顺差(按美方计算)，达到700多亿美元，成为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产生的结果是：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为两国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但两国政治关系的摩擦又使经济关系受到了人为的阻碍；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于民间和市场的推动，另一方面在于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政治动荡的影响，具有独自的发展规律；两国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又反过来成为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润滑剂，如果没有它，中美两国的政治矛盾和摩擦还会加剧。

　　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还会上一个新台阶，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总的来看，每当中美关系的冲突和预告比较尖锐时，两国最后总能达成相对和缓的解决办法，经济因素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使中美关系能回归和维持相对的正常轨道。

　　5.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到国内政治影响，但两国领导人的正常会晤对发展两国关系仍具有关键意义。

　　一直到今天，两国领导人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依然是对中美关系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因素，但两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政治制度、民意、舆论的影响，美国在尼克松下台，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

　　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两大政党之间，各利益团体与政府和国会之间，经常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有时则把中美关系作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筹码，这就使决策者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不得不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定期进行总统和国会选举，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经常发生摇摆、动摇和变化，充满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因此，中国在思考美国如何制定对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特点，不论你是否赞成或者相信美国的政治文化，你都必须习惯美国的利益多元化、权力争夺、社会舆论等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多种声音，同样，中国在制定对美国的政策时，也要充分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不要因某人某报某议员发表了某种反华或友华的观点而认定为这就是美国的既定的对华政策，对有些声音有些事情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事事认真，更不要事事作出强烈反应。

　　同时，中国对美外交不仅要着重处理好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而且对美国国内、美国各种利益集团、美国的新闻媒体也要开展工作，加强与这些机构团体的交流和接触，尤其要与美国民众多进行接触，使中美关系具有更广泛的基础。

　　6.中美关系深受台湾问题的影响，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但中国越发展，越强大，中美的共同利益越多，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可能性就越小。

　　台湾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立和矛盾是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如果继续在台独的路上渐行渐远，大陆被迫使用武力解决统一问题，就可能把中美两国拖进一场全面的对抗中。

　　解决台湾问题应该看到的关键一点是，如果中国能够在解决各种内部问题，诸如反贪污、建立法治社会以及失业问题的基础上，保持目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速度，不来解决两岸的问题应当是更容易而不是更难。中国大陆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已经对台湾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在台湾经济走低的情况下，在中国大陆加入WTO的情况下，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吸引力会持续增长。

　　此外，对台湾多数民众的判断也应有信心。现在台独势力较嚣张，但实际上，要在台搞台独也不那么容易，1986年大陆对台的军事压力已经让许多台湾民众知道台独没有出路，所以，客观地讲，台独的力量也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只要大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对台湾民众采取真诚、坦荡、宽容、大度、关心、爱护、帮助的善意，相信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是光明的；从两岸关系发的历史来看，两岸摆脱美国的影响，走出两岸良性互动的道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1989年之后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中美关系跌入低潮，但两岸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倒退，相反却出现了台商大量投资大陆高潮，不仅两岸经济贸易关系有很大发展，而且两岸政治关系也有表现，有汪辜的1993年会谈。可见，虽然两岸关系总是离不开美国的影响，但也不是绝对的。

　　同时，如果中国发展比较顺利，那么随着中国的强大，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相对而言，美国在台的利益将会缩小。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保卫台湾”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不是美国的重要利益，台湾在美国的利益体系中将边缘化。中国越发展，中国越强大，两国发展的共同利益越多，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可能性就越小。

　　7.“9.11”事件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和合作的领域，但它难以消除中美两国的矛盾。

　　“9.11”事件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会，两国找到了的合作基础。无论从处理中美关系的角度还是加强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中国都必须与美国合作进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国给予了必要的合作与支持。随着美国对阿富汗军事行动的结束，中国对美国军事力量继续在阿富汗和中亚国家的存在要保持一定的警惕。中国应当与俄罗斯和其他中亚国家一起，在中亚地区建立切实有效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机制。

　　但也应当看到，两国在这一方面的合作将是有限的。它不能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构性矛盾。中国早就与俄罗斯等国一起倡导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因为恐怖主义已经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恐怖主义不是中国的主要威胁，中国也不能把反恐怖主义作为对外关系的重点，不能赞成美国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搞以美划线，搞双重标准，更不能赞成美国以反恐怖主义为名，任意扩大打击对象，甚至把伊拉克、伊朗、朝鲜宣布为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在这些问题上中国要与美国保持距离。

　　8.军备控制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对美国的NMD和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中国既要看到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但也要合理估计和分析美国NMD的其他成分和需要。客观地说，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做法是刺激国际恐怖主义日益活跃的重要因素，因此国际恐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其中心目标指向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所以美国要比其他国家采取更多的更极端的手段来防范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中国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NMD也应是两方面的反应。

　　针对美国的举措有针对中国有限的战略导弹力量的内容，中国必须采取相对的措施。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必须发展一定的军事防御力量，改进和发展中国的军事技术力量，其中包括远程导弹和其他的军事设施。但中国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即为了增加军事力量而牺牲国民经济，不能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反应应当是有限的，应就军备控制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达成相应的协议，而不是发展军事力量与美国进行全面的军备竞赛。

　　叶自成冯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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