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观察员帽子扔到角落去
————如果说30年前我们在联合国恢复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政治舞台,那么今天中国入世则标志着中国走向了世界经济的中心。
————我在关贸会议上做了3年观察员,在世贸会议上又当了7年的观察员,这些年 我一直憋着一口气,因为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能永远坐在观察员的位子上,今天我终于把这个帽子扔到了多哈的角落里。
————作为世界第七位的贸易大国,我们加入WTO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应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要有一种紧迫感,现在还不是大功告成、沾沾自喜的时候。
————15年谈判的最大收获就是为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建立了平等的地位,我们中国要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地位。
————虽然成功入世,但我想现在还不能松口气,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这次会议成功地发动新一轮谈判的话,中国代表将尽快投入进去。
(摘自入世之后龙永图言论)
在谈判的第一阶段,我们碰上的最大困难是当时中国不承认在搞市场经济。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此以后,我们和外国谈判代表算是找到了共同语言
记者:中国“复关”和“入世”的谈判历程很漫长,是否应当理解为其间政治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龙永图:可以这么说。1971年,本来我们有个很好的机会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合法席位,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当时认为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富国俱乐部”,所以中国决定不参加。中国为什么过了十几年后决定在1986年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呢?主要就是改革开放进程使中国领导人觉得,再不加入可能在经济上遭受很大损失。所以说,当时中央作出“复关”的决定,是出于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
记者:记得谈判从1987年开始很顺利,但后来却充满了曲折。
龙永图:应当说,谈判一开始是顺利的。但是,1989年“六.四”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中断了和中国的谈判。现在说中国入世经历了15年谈判,其实真正的谈判大概是13年,中间中止了两年多,一直到1991年下半年才重新开始。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不断起作用。正因如此,这样一场非常技术性的贸易谈判,常常是由高层从政治上进行推动。这也是国际贸易谈判的一个规律吧。
比如在谈判的第一阶段,我们碰上的最大困难是当时中国不承认在搞市场经济。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对我们当时谈判代表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从此以后,我们和外国谈判代表算是找到了共同语言,开始了真正的对话。
计划经济国家从来没有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流,我现在的感觉是我们实际上重新回到了国际经济舞台上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要用开放促改革,把中国变成市场经济,你认为这种变化存在吗?
龙永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正好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同时进行,我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应该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搞市场经济的一种认可。
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俱乐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具备市场经济这个体制条件。过去,我们一直采用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国家从来没有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流,我现在的感觉是我们实际上重新回到了国际经济舞台上。
15年谈判,就是为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大菜场”,而且要在里面做个有头有脸的成员
记者:中国为加入WTO付出了15年的努力,朱总理说,从黑发人都谈到白发人了,你认为这值得吗?
龙永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个谈判过程,就好比爬山,这座山我们爬了15年。15年的时间的确太长了点,但就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进程本身而言,这是件好事。
我举一个例子吧。世界这样一个国际大市场,其实就像个农贸市场。以前咱们贸易量很小,就像是一个担着小菜进这个市场卖菜的个体户一样,那些大户一看影响不了他的生意,他随你怎样,税务局的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你交税也交不了几个钱。后来我们中国的贸易量越做越大,你再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话,就有点问题了。那时你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户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不交税,税务局就盯上了。
你有头有脸了,公安局也知道这人是咱们这一带的,是咱们菜市场的,你的合法权益因此受到保护,而且很可能有大单的生意。我们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七大贸易大国了,在整个菜市场里面咱们是老七,所以也是有头有脸的。这时候工商局都不登记,税务局也不登记,你算什么呢?所以你就没有名分嘛。
有个身份,在整个世界贸易组织、整个市场上要有个身份。我们谈判15年,就是为了进这个“菜市场”,而且要成为国际大市场中有身份、有头有脸的成员。
和美国谈判其实是先谈“态度”,让他们平等地坐下来
记者:整个谈判好像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跟美国谈判,为什么中美谈判格外艰苦呢?
龙永图:中美谈判之所以非常艰苦,我想,首先是因为美国财大气粗,谈判地位非常强。美国在关贸总协定历年谈判中的方式和态度都是:我要求一、二、三、四,你必须做到一、二、三、四,而且,“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恰恰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所以谈判一开始并不是所谓实质性的谈判,而是对谈判态度的谈判。美国人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才适应了中国需要平等谈判地位这样一种要求。
世贸组织谈判会场的景象就是:大块头、二块头这少数几个人在谈判,多数人在喝咖啡
记者:“打态度”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
龙永图:和美国的谈判之所以艰难,还有个原因,就是美国的产业结构确实非常全,所以要谈的内容很丰富。比如全世界谈判的产品大概6000多项,美国人就要和我们谈4000多项,所以它谈也有它的道理。后来我们又和37个成员谈了,但其他的都没跟我们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美国跟你谈成什么样子,按照最惠国待遇适应咱们就行了。大块头和大块头、二块头谈判得出的结果,其他人都适用,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所以实际上是有100多个成员躲在美国后面,看美国人跟我们谈。
其他国家,比如冰岛,它就捕鱼,捕鱼是它最大的产业,所以我和冰岛大使谈判的时候,一个小时解决战斗。他说他没有什么,也不生产汽车,也不生产电视机,也不生产什么钢铁,也不产小麦,就把鱼谈明白就行了,你把他那两条鱼的关税降下来,咱们就签字画押。
世贸组织那个会场的结构很有特点。中间一个很大的咖啡厅,大家都坐在酒吧间喝啤酒、喝咖啡,周围一圈是谈判间,都是小谈判间。小谈判间是美国和欧盟在谈、日本和加拿大在谈。几个大家在谈,100多个小家基本就坐在咖啡厅喝咖啡。
中国与欧盟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欧盟作为强大经济体的自尊心要求
记者:在经历了惊心动魄、峰回路转的中美谈判后,大家都觉得中国可能在1999年内入世了。但是,马上中国又面临和欧盟的谈判了。为什么又会出现一次挫折呢?
龙永图:国际关系是很微妙的。美国固然财大气粗,但欧盟也觉得其15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大,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力量。欧盟15国各自有很强的声音,所以欧盟在协调15国的立场时,也是非常困难的。而到了最后,欧盟和美国产生了攀比的心理。欧盟代表跟我们讲,打个比方,在一个晚餐会上,你不可能把请美国人吃的菜单,同样请我们吃一遍。中国与欧盟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欧盟作为强大经济体的自尊心要求。当然,欧盟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与欧盟的谈判花了好几个月,基本上就是花在解决欧盟的特殊关切的问题上。
有人骂我们作了太多的让步,但在贸易谈判中让步并非一个贬义词
记者:外界盛传中方在承诺中作了一次次让步,对此您怎么看?
龙永图:让步在贸易谈判中并非一个贬义词,它是双方达成共识、找到利益平衡点的必要手段。让步在谈判中是不可缺少的,最主要的得看谈判结果是否对双方都有好处。不要因为在谈判中让了步就加以猜疑、指责。谈判就是一个让步的艺术,就是一个妥协的艺术,它是一个达成协议、形成共识的一个手段,并不是以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作为前提的。
比如说一个女同志去买外衣,她到周围几家看了看,发现价钱差不多是80块,但她要到一个大户那儿去买,因为质量有保障,但大户开口说,我这衣服100块,家庭主妇也不会马上就说我出80块,她肯定说60块,那个卖衣服的一看不干了,不行,60块不卖,家庭主妇就说,那我让步,70块,大户说不干,70块不行,家庭主妇再让一次步,80块,好吧,80块,看起来这个家庭主妇,作了两次重大的让步。但是实际上呢,她没有让什么东西,它整个是形成谈判成最终80块这样一个价格,找到这样一个利益结合点的过程。我们谈判也是这样子,也是找到两个国家之间一个利益的结合点,比较公平。
入世后既不会遭遇洪水猛兽,也不会一夜之间发生经济奇迹
记者:目前对入世后的利弊得失众说不一,您认为判断这件事的利弊标准应当是什么?
龙永图:我一直认为入世后既不会遭遇洪水猛兽也不会一夜之间发生经济奇迹。判断入世利弊的标尺,应当看它是否有力地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利益。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会因入世后进一步开放市场而受到一定冲击,市场经济就是要优胜劣汰,而且这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但对一些发展时间短、条件不成熟的行业,我们在谈判中还是守住了底线,没有作出什么实质性承诺。比如对金融、保险、电信以及文化领域,我们就把握住了开放的“度”。
我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卖国贼”
记者:这些年来入世是件有争议的事情,依你扮演的角色,有的人称你为“民族英雄”,有的人说你是“卖国贼”,你怎么看?
龙永图:在这样大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所作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而对我们的误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消失。我自己一直是以非常平和的心态来对待。
15年谈判我只哭过一次,到了重大的时刻,我不流泪。我看电视剧有时会哭
记者:有报道说,在这15年的谈判过程当中,你曾经流过好几次泪,真的吗?
龙永图:我从来不太爱哭的。谈判中我惟一一次流泪是在2000年初与欧盟大使的谈判中。这位欧盟大使跟我谈判的时候,突然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手段。他说,如果中国不能答应某个问题,欧盟就不可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二天我对外经贸大学学生讲话时,讲起了前一天的事情,我那次流泪了。这是心理压力的一种发泄。
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在中美达成协议的时候,而是1999年11月在中美达成协议以后。中央和人民都对入世抱有很大希望了,但是事情一拖再拖,开始觉得是1999年,后来觉得是2000年,而有很多事情我又无法向公众披露,也不能到处去讲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很波动。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流过泪。1994年冲刺没有冲出去,我感到的是失望。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协议以后,报纸上说我哭了。错了,我激动的时候是不会哭的,有什么好哭!有些人说,这次到了9月最后全面结束谈判的时候,我也哭了。又错了,我当时只是一点笑容也没有。我感到如释重负,总算了结了。但是,也不能说我是没有感情的人,我是很有感情的。有时候看一个普通电视剧的时候,我会流泪。但是到了重大的时刻,我不流泪。可能是因为在重大的时刻,想的更多的是理性上的东西。
入世后我不会从原来的位置上退下来,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开放而强大的中国
记者:在中国的高层官员中,您因为入世谈判这件事而受到不少非议,谈判本身的异常艰难也让您承负着极大压力,您有没有想过放弃?
龙永图:改革也好,开放也好,总是要触及部分既得利益者或固步自封者,遭到一些议论在所难免,不用理它。我从无疑惑,也从未动摇过。中央、地方和企业界都曾给予我可贵的支持,坚定了我将谈判进行下去的信心。我想我最感到欣慰的恐怕是入世谈判没有在我手上半途而废。
记者:现在对入世后您个人的去向问题传言颇多,这方面您有什么打算?是不是要功成身退?
龙永图:我说过入世将是一个新的开端,在接轨中还有很多事要做,目前我还不打算离开这个位置。既然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何妨再多尽些力呢?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开放而强大的中国。(本报综合中央电视台、《财经》杂志、凤凰卫视、《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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