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元

　　当记者今天去采访张学良先生的生前好友吕正操时，这位97岁的老人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拿着放大镜专注地看报上刊登的有关张学良先生的文章。客厅的一个柜子里，摆放着他1991年到美国去探望张学良先生时的合影。

　　吕老指着报纸说：“张学良的一生报纸上说得挺详细，这些事我都知道。”

　　“张学良不仅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长官和老师。”吕老告诉记者，“我和张学良都是辽宁海城人，我17岁参加东北军卫队旅就认识了张学良，他是卫队旅旅长。他问了我的名字和家乡，一听是同乡，从此就对我很关心。我先在卫队旅当文书，后来他看我字写得不错，就推荐我考东北讲武堂第五期。他是讲武堂第一期毕业的，当时任讲武堂监督，因此我们又是师生关系。”

　　吕老说，他到军队后和张学良的关系很密切。“从讲武堂毕业后，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了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让我当他的少校副官。后来又想让我到日本学航空，因我的手负伤没去成。1928年初，他又派我到沈阳任高级军政人员文娱活动场所同泽俱乐部干事，团结东北军政人士。我给他写信，说，不想当政客，想到部队打仗。他回信说我年轻浮躁。”

　　吕老笑了，“其实，他只比我大3岁半。”

　　吕老从那时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在俱乐部时，他曾到共产党的秘密机关一家书店买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他说：“列宁的书很多，连托洛斯基的书都有。”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主政东北，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9年春，他派吕正操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

　　“我和张学良在抗日上是志同道合的。我生在南满铁路边，小时候常看见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决心扛起枪打日本鬼子。我原来叫正超，后来自己改名叫正操，意思是操练好了打日本。张学良对我讲过，年轻时想学医救人，但父亲非让他从军。他从小就讨厌父亲身边趾高气昂的日本顾问，东北那时受日本欺负很厉害，他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后，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他，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3年3月，决心收复热河、与日军决战的张学良委派吕正操接任第六四七团团长。吕老回忆道：“张学良说，就是东北军全部牺牲了，也要收复热河，不然对不起东北父老。没等我回部队，第二天他就被蒋介石逼迫‘下野’了。我只得带六四七团移驻河北。”

　　张学良1936年10月调吕正操到西安张公馆任后勤工作。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呼吁共同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说要送蒋介石去南京。

　　“我劝他别去，说你去了就回不来。他不相信，说‘有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他的顾问)作保，没问题，3天准回来。’还很讲义气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说，等你一星期，你不回来我就回河北了。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了南京，从此再没回来。1937年1月1日，我回到河北徐水后，被中共北方局接纳为中共党员。”说起和张学良的离别，吕老记忆犹新。

　　没想到这一别就是54年，直到1991年他们在美国重逢。不过此间吕老和张学良一直未失去联系，他们有时通电话，有时写信，有些信吕老至今还保存着。由于蒋介石控制着张学良，他们有时写信不能具名。张学良在被软禁时，还偷偷让四弟张学思转告吕老，参加共产党这条路走对了。

　　说起能和张学良保持联系直至重逢，吕老提到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张学良1936年4月在延安曾和周总理见过面，他们一见如故，无所不谈。周总理讲话一针见血，张学良非常佩服。以后张学良又对我说过，‘毛泽东我不了解，不能妄加评论。但周恩来是个伟大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他送蒋介石走时，周总理担心他走后东北军没主心骨会乱的，曾追到机场，想让他别去，可飞机已经起飞。周总理当时说了一句话：‘张学良看连环套看多了。’张学良走后，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直关注着他，让吕老做他的联系人。周总理去世前还告诉罗青长：‘不要忘了，我们在海外还有个朋友。’这朋友指的就是张学良。1991年6月，在张学良91岁生日时，邓颖超写信叫我去美国看张学良，希望他回国。”

　　想当年西安分手，张学良35岁，吕正操31岁，说好3天后再见，谁知这一别竟然就是54年。1991年他们在美国重逢，双双都已是耄耋老人了。一见面，张学良就拉着吕正操的手说：“必之(吕正操的字)呀，我现在迷信了。”张学良晚年信奉基督教早有传闻，可在吕正操的心中，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当年的少帅会真正相信上帝。他回了一句说：“我也迷信了。”张学良纳闷：“你迷信什么？”吕正操说：“我迷信老百姓。”张学良一听就明白了，抗日战争时的吕正操是“冀中名将”，地道战、地雷战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张学良说：“我知道，你有个外号叫地老鼠。”吕正操说：“那不是我的功劳，是冀中老百姓的创造。”张学良大为感慨：“真心话，得民者昌啊，这就对了。”

　　吕老说：“见面后，我让他回国，他答应了。说他一直希望中国统一，还说只要国内需要他，他会尽力为中国统一做工作。我回国后，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迎接他回国的班子。把他住的地方都准备好了，就在钓鱼台国宾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回来。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从美国回来整整10年了，我再也没见过他。”

　　“张学良给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就一心一意想把中国统一，他一直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样中国才能得到统一富强。为了救国救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和杨虎城将军不顾集团利益和个人身家性命，力挽狂澜，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他一生志在国家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民族。”

　　1990年5月，吕老收到了张学良的信：“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谒延平祠旧作，书寄正操学弟正，九十老人毅庵(张学良的号)书”。渴望统一之心跃然纸上。

　　此次张学良病危的消息一经传出，吕老就预感不妙，早早准备了吊唁的电报。在唁电中，吕老写道：张学良将军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无愧于祖国人民称之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伟大称号。

　　吕老还惦记着张学良的后事：“我知道他其实是想回国办后事的，他的子女也希望这样。他们给我发过电报，想通过我向有关领导转达，我都转过去了。我觉得，他回国是天经地义的，我希望他回来。前10年我就希望他回来，他本来也说是要回来的……”

　　如今，逝者不能复生，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吕老将军说：“即使对于我，这同样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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