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太平洋战场上被俘虏、被关押老兵的生活中有一段极为惨痛的经历。这些老兵尚未得到正义，这些人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秘密的受害者。它发生在44年前满洲(中国东北地区——记者注)深处的日本战俘营里。他们的遭遇也许是二战中保守最长、最严密的秘密。长期以来，这个秘密一直被日本政府否认、被美国政府隐瞒。尽管我们的政府公开声称对此毫无所知，但事实真相还是慢慢地被泄露出来……我们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逃过了那场劫难，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政府在战争结束时就已知道了这些试验。”

　　这是美国国会众议员帕特-威廉姆斯1986年9月17日在美国国会的发言。其被记载的“文件号是99-61，第3页”。

　　“我是于1939年12月被(日本)陆军省派到关东军防疫部，也即到了石井部队后，才第一次知道日本陆军正在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工作。我在那儿从事细菌的培养……就这样，我身不由己地卷进了细菌战的准备活动中。我确切地相信石井中将在那儿进行的细菌战准备是一项重大的科学试验……根据我所了解的事实，及在石井指挥下的部队中亲自从事的研究，在此我负责任地证实石井部队用活人进行了试验。”

　　这是在前苏联伯力接受审判的原731部队生产班长柄泽十三夫1946年9月在法庭上的供词。石井四郎、若松有次、北野政次都是原日本秘密细菌战的头目。石井四郎是731部队长，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为止，在整个世界中，除了十分专业地研究日本侵略战争的人士外，很少有人知道日军所实施的秘密细菌战真相。据悉，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陆续从各个方面揭露日本的细菌战计划。然而，由于诸多秘密资料被销毁，或仍没有被公开，直到今天，外界所知道的有关日本细菌战也仍然少之又少。中国人也不例外，美国人也不例外，日本人知道的就更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50多年了，日本和美国当局一直在故意掩盖与销毁日本细菌战计划的真相。这是人们对细菌战真相知之甚少的最直接的原因。

　　战后，除极少数日本“科学家”和有关关东军高级将领在前苏联的远东城市伯力受到审判外，没有一位日本的细菌战“科学家”为他们在1931～1945年间的暴行受到审判。“美国在与它的盟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可能还有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共谋同意下，与这些战犯进行了一场交易……双方达成的免予追究战犯责任的协议在日本、美国和中国造成长期后果。”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教授谢尔顿·H.·哈里斯如是说。

　　哈里斯还认为，其主要恶果有四：第一，日本战争罪犯在战后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并导致日本诸多一流的学者、作家、制片人和政治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历史，而且，有众多的战犯重新成为战后日本的“社会精英”和“民主领袖”。他们还向年轻的一代反复灌输引导他们人生的价值观，“道德和伦理在他们的传统中是没有地位的。负责教育日本年轻人或监管国民健康卫生的大臣完全败坏了他们的职责。”由于当时的日本文部省协调美国占领当局控制教科书和学习材料，教科书被禁止提及细菌战“科学家”。在全日本，整个细菌战计划被“集体遗忘”。

　　第二，日军的细菌战罪犯在日本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里占据领导岗位。“战后数十年来，原731部队成员主宰了日本医协会(JMA)的理事会。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JNIH)长年来被原731部队、100部队、荣1644部队和516部队成员所控制。”JNIH曾因接二连三的丑闻而于80年代中期改名为NIIH──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第三，美国为获取日本的细菌战秘密而违背职业道德，与日本的细菌战实施者达成秘密妥协，“希波克拉底誓言”只是一纸空文。第四，中国在二战中成为细菌战的最大受害者，在战后仍然是细菌战的最大受害者。

　　1985年前后，美国退役中校墨瑞·桑德斯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美军驻日总司令，盟国占领日本当局统帅)授权他同那些对细菌战暴行负有责任的日本人做交易。他们最终达成的协议是，日本“科学家”的罪行被免于起诉，条件是他们与美国细菌战“科学家”进行合作。

　　美国老兵弗兰克·詹姆斯回忆说，1945年，他从日本的战俘营出来后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其所经历的细菌战试验。因为当他们从战俘营经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回国时，他们被要求在军方拟定的一份声明上签字，承诺不能向任何人或媒体透露其在战俘营里的遭遇，否则将被送交军事法庭。

　　据透露，在日本投降后，盟军的情报人员和科技调查人员曾对日本的细菌战计划的性质和实施程度进行了严密的调查。“它们最感兴趣的是，要找到那些与创立、支持庞大的细菌战计划有关的机构和人员。对此，美国情报部门在战争期间根据零星情报已经勾画出大致轮廓。这种调查自1945年9月就已经开始，持续了3年，直到1948年6月东京战争犯罪审判法庭结束、(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不再感兴趣时为止。”哈里斯教授在其专著《死亡工厂》(此书中文简体版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者注)中如是说。

　　日本投降后，美国情报当局曾取得了全部有关的日本档案资料，并把它们运回华盛顿，其中大部分存放在国家档案馆里。数年之后，处于政治和冷战的需要，美国为向日本示好，曾又把其中的某些资料又还给了日本。

　　1945年初，为应付盟国对日本细菌战的调查，日本官员均用“不知道”或“或真或假”来加以搪塞。“在日本当局人士中，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丝毫有关细菌战研究的事情。除了增田知贞一人外，所有军事头目都否认日本从事了进攻性细菌战研究。占领初期所有接受访问的人均认为天皇不知道细菌战研究，或者说这种研究是在未经天皇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而，日本人的这种态度在美日达成秘密交易后则有根本性转变，变得对美国人“非常合作”。 　陈铁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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