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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学生舒曼自费拍摄纪录片披露南京大屠杀真相

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1月18日05:35 北京晨报

　　2000年12月13日是20世纪最后一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一位普通的留日学生舒曼整理出她两年来拍摄的素材，自费制作了一部50分钟的纪录片《寻找尘封的记忆》。这部以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追踪调查南京大屠杀真相为线索的纪录片一亮相，便产生了强烈反响……

　　震撼中毅然抉择

　　见到舒曼这个诗意的名字，看到她娇小的身影，你很难将她与她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她，一位昔日的留日学生，却用羸弱的肩膀担起各种困难和风险，从事着一件记录历史、记录现实的艰难工作。

　　前不久，记者在北京见到专程赶来拍摄的舒曼，谈起这两年的工作，舒曼神情严肃地说：“战争已过去50多年了，当年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大都到了垂暮之年，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长了，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将他们的情况拍摄下来，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

　　令舒曼震撼的是到了日本后她的所见所闻，而这种震撼促使她在认真地思索后选择了现在的工作。

　　舒曼说：“我是从小看着《地道战》、《地雷战》长大的，对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着切肤之痛，没想到到日本后，我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同样的历史事件，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认识。有不少日本人对二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罪行几乎一无所知，更让我吃惊的是，日本右翼势力气焰嚣张，活动猖獗，每年的‘八一五’日本投降纪念日，都有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参拜靖国神社，甚至一些当年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兵，还要戴着驴耳帽、腰挎军刀，耀武扬威地举行纪念活动，而书店里到处充斥着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之类的书籍。”

　　舒曼感到忧虑，她不知道相信《战争论》之类读物的日本年轻人，将来如何与看《地道战》长大的中国青年沟通。

　　这两种震撼也使舒曼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有过媒体工作的经验，舒曼把工作重点定位为记录和传播。舒曼说：作为一个旅居日本的中国公民，她对两国的情况和民众的想法都比较了解，所以她很想把中国民众的呼声，特别是战争受害者的体验和伤痛传达给日本国民；也想把日本令人担忧的现状和和平人士的努力传达给中国人，为中日两国民间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增进沟通和理解尽一点个人的微薄之力。

　　为完成这一心愿，舒曼毅然放弃了工作挣钱和学习深造的大好时机，在没有资助和收入的情况下，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到追踪采访活动中，并多次往返于东京、大阪、南京、上海、北京、河北、河南等地……

　　当记者问起，她不懂电视怎么会有魄力去做纪录片时，她说她起初并没有想过要自己做纪录片，因为搞电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专门的知识及设备，个人很难胜任。但日本的现状是严峻的，有关战后遗留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材，因为有右翼势力的攻击和一部分日本国民的不理解，一般的专业电视机构都不愿去惹这个麻烦，而普通的专业人员就是付给工资，也不会有人愿拍这种肯定要引起非议的题材。而中国国内的电视台虽然很愿意拍，但因为出国拍片耗资巨大，手续繁杂，也难以成行。舒曼说她曾经采访过一位日本专家，请教他到底有什么好方法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段历史。他说：把事实写进教科书当然很重要，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让我们日本人深深记住法西斯罪恶的不是教科书上几句抽象的注解，而是文学影视作品，比如《安娜日记》，还有那些纪实性纪录片。这些作品通俗易懂，有血有肉，特别容易被人接受。舒曼听了这番话，更坚定了她用摄像机来记录历史与现实的决心。

　　在拍摄过程中，一个对舒曼后来工作起到很大作用的人物出现了，她就是普通但不平凡的小学女教师松冈环。

　　1998年，松冈环随日本和平团体来南京时，突然了解到日本侵华时，在南京曾发生过大屠杀和强暴妇女的暴行，这位大学历史系出身的女教师感到极度震惊：多年来，自己在日本传统教育下学到的所谓历史，竟没有对这一大惨案做任何详细的介绍。

　　出于一个教师教书育人的良心和责任心，松冈环首先想的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她的学生，告诉所有的日本人。于是，她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史料搜集工作，并每年带领日本市民赴南京追悼大屠杀殉难者。

　　当舒曼发现这样一个人物并得知她正在进行以“从一百名中国受害者和一百名日本老兵的证言看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调查寻访时，便立刻决定追踪拍摄这一调查过程。她深知一位日本人进行这一实证调查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她说：由于右翼势力的影响和固有的偏见，不少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中国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成果，所以，如实地记录一位日本教师对此进行的调查，无论对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来说都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纤纤女怒揭血腥暴行

　　对一个纤弱女孩，要追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暴行，心理上的障碍可想而知。舒曼很坦率地告诉我，在她真的着手准备拍摄时，好几次都想打退堂鼓。但淋漓的鲜血也从反面给了她力量，激励着她要为揭露这些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万事开头难。首先是取证难。在南京，她们拿着一份幸存者的名单四处寻找证人。搬家、拆迁，都还是小事情，艰难的是，当千辛万苦寻找到确切地址时，年岁已高的见证人却早已离开了人世。“调查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幸存者的时间是经不起拖的。”舒曼感到了一种压力和紧迫感。

　　重揭伤疤是另一种艰难。连参战老兵都不愿回首往事，更何况是那些当年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性暴力”受害者。好不容易找到了幸存者，但她们大都不愿回忆噩梦，好不容易说服了她们，又常常是遮遮盖盖，生怕别人知道了她们屈辱的往事。但即使这样，这些老人们用低沉的叹息所揭开的埋藏在心底数十年的秘密，仍使她们潸然泪下。

　　舒曼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在南京采访过的几位当年大屠杀的受害者。一位老太太哭诉了当年被日军强暴后，又在日军刺刀的威胁下被迫母子乱伦的经过。一位老太太被日军强暴时才刚刚6岁，留下了终生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从此，她一辈子都要伴着尿布生活。在她的家中，舒曼看到的是一排排晾晒的尿布。在南京，舒曼还见到这样一位老人，为免遭日本兵蹂躏，当年她拼死反抗，结果被扎了几十刀，胎儿也惨死腹中。这位九死一生活到今天的幸存者，半个世纪后见到日本人的感受却依然是：控制不住的“恶心”。

　　字字血，声声泪。看到这种场面，舒曼说：“我当时震惊得都僵住了，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留下的创伤远远超出了我所能想像的范围。”

　　舒曼端着摄像机，手在颤抖，心在流血，但受害者的痛苦，又给了她勇气。舒曼说：“很多场面，你不拍下来，以后就再也拍不到了。”

　　更让她头痛的是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恐吓，有些很重要的内容无法顺利拍摄，有的虽然拍了，但考虑到当事人的安全也只能在编辑时舍弃。

　　近年来，因为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凡是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活动都会遭到他们的攻击，对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考证的人，日本右翼势力自然也恨之入骨。舒曼介绍说：为让更多的日本国民了解二战中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松冈环和日本和平团体的伙伴们每年都要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邀请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在日举行纪念活动，但会场里外必定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会场内是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听证会，而在外面日本右翼团体则开着宣传车，用高音喇叭高声谩骂，包围会场干扰纪念活动。有一次放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时，一右翼分子突然冲进会场，用小刀划破银幕，引起全场混乱。还有几处原本要播放此片的会场也在右翼势力的连番攻击下，以保护观众安全为名，取消了放映。

　　而松冈环因为曾调查过上百位中国老人，走访过上百名日本老兵，主持过多次听证会、追悼会，支持过东史郎诉讼，在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研究上，特别是在日军性暴力罪行的实证调查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成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眼中钉，右翼分子曾用高音喇叭公开在大街上诬蔑她是“卖国贼”、“中国的爪牙”、“中了共产主义的毒”。夜深人静时，她还会接到骚扰电话和恐吓电话，除此之外，各种怪异的电话还会打到学校去，干扰她的教学生活，害得校长最后不得不下令：以后她的电话我来接！

　　松冈环的亲友们时常会替她捏一把汗，因为右翼分子搞恐怖活动是有历史的。前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就是在讲演时被右翼分子杀害的；1997年，当时的长崎市市长因在讲演时言及天皇和战争责任，也遭到右翼分子枪击。

　　松冈环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进行史实调查和集会宣传的，舒曼也是在这种处境下进行跟踪拍摄的。

　　为防各种明枪暗箭，他们有时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行动，以防万一。当记者问舒曼：“你一点也不害怕吗？”她说：“说老实话，不可能一点不感到害怕，直到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我都曾犹豫过，是不是该把这些素材暂时搁一搁，等日本的情况有所缓和后再拿出来。”但是最后舒曼还是完成了此片的制作，并准备在日本、中国等地传播。

　　血泪史决不能忘记

　　去年12月13日是20世纪最后一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为此，舒曼整理出她两年来拍摄的有关素材，自费制作了一部50分钟的纪录片《寻找尘封的记忆》，并参加了10月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电视节。这部以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追踪调查南京大屠杀真相为线索的纪录片在电视节一亮相，便使她成了新闻人物。因为一位并非电视专业的海外华人以个人身份参加电视节，拍的又是这样重大的题材，这在电视节开办以来还是第一次。

　　舒曼说，她还会带着这部纪录片去参加更多的国际电视节，但目的并不是为了进军电视业。她说，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对犹太民族犯下的罪行现在已广为世人知晓，这和以犹太人为主的各国有志之士在战后以各种形式、各种角度揭露纳粹罪行的努力分不开，直到今天都不断有各种新的文学作品、纪录片诞生。这对年轻人的人道教育、和平教育、警醒世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欧洲新纳粹势力抬头时，会立刻引起民众的警惕和反对。而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发生在亚洲的战争灾难尽管中国人人皆知，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知道的人相对就少多了，这和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还太少有关。在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从事这一活动的华人们都深有体会，他们说在国外图书馆查资料时，要查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资料，作品多如牛毛，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就寥寥无几，这和日本一直在隐瞒历史，以及欧美对亚洲受害情况的不了解和忽视有关。舒曼说参加国际电视节的目的就是想借那样的机会让更多的他国民众了解这段惨事，也希望能抛砖引玉，唤起国际影视界对这一题材的关注。中国受害者悲惨的“战争记忆”应该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

　　舒曼也很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同胞以各种形式来记录战争证言。她说：“昔日的受害者如今都是些高龄的老人了，如果将来他们去世了，而我们又没有记录好，要想让世人相信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过如此惨无人道的暴行就更困难了。”

　　两年的奔波、没有收入的生活也使舒曼感受到沉重的经济压力。在日本，做南京大屠杀这样题材的片子是很难拉到企业资助的，惟一关心她生活状况的，还是那些参加日本和平团体的善良的日本人。因为他们知道外国留学生在物价昂贵的日本本来就生存不易，更不要说自己出资干事业了。但舒曼却不愿拿他们的资助。她说：这些人谁也不是大老板，他们从自己的工资、奖金、退休金里不断地拿出一笔笔捐款来资助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民间运动，如果没有他们十多年的奉献，中国受害者到日本诉讼、作证、战争罪行的调查取证都无法顺利进行。她实在不愿给他们再增加负担，同时也想尽中国人的一份力。

　　当记者问：你没有找过当地的华侨企业家吗？舒曼说曾经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位华商，但最后却说，他做这件事要是给右翼分子知道的话，他开的店可能会遭到攻击。舒曼拿着那张名片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没有去找那位华商。按一般情况，这部片子如果被电视台买下播出的话，应该有一笔收入，但国内纪录片市场价格之低是众所周知的，有时还不如写一篇文字稿，所以许多纪录片都是靠企业赞助来解决资金问题的。但在中国拉企业的赞助播出对忙着继续拍片的舒曼来说却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据记者了解，在舒曼的素材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可以剪辑成片，但一部片子的成本没收回再去做下一部，对她来说压力就太大了。

　　最后舒曼说：我知道靠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我会寻求援助，也会量力而行，即使一些事情无法再做下去，我也会以可能的方式继续关注战后遗留问题。

　　舒曼的纪录片《寻找尘封的记忆》据称已于去年12月7日在日本东京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录像专场上亮相，成为中国性暴力受害者强有力的控诉证据。记者也希望能早日看到舒曼这部片子在国内播出。孙双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