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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上海的慰安所“东洋堂子”揭密(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1月22日11:35 南方网

日军在上海江湾镇设立的军中慰安所

上海日本兵站司令部对上海一个“慰安所”的规定

　　日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将自己用8年时间实地调查的确凿证据公之于世：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和最大受害地———

　　东京小聚，初涉慰安妇领域

　　1991年6月初，苏智良作为公派客座研究员赴日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深造。12月份，日本国内突然爆出一件震惊全国的特大新闻。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了议员伊东秀子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他公开指出战时日本政府曾参与慰安妇征集活动。几天后，一群做过日军慰安妇的韩国老太太在日本最高法院门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道歉和赔偿。

　　在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一位日本教授问苏智良：“据说战时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你们上海，是这样吗？那几位韩国老太太就是在你们中国充当慰安妇的？”

　　虽然苏智良是一个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学者，但当时对慰安妇这一沉重的历史谜案一无所知，他甚至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慰安妇。

　　日本教授接着说：“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应该把它搞清楚呀！否则枉做学者呀！”

　　苏智良觉得日本教授说得很对，必须搞清中国慰安妇的历史情况。从第二天起，他开始往返于东京的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查找资料，收集证据。可是，查了3个月，除了案头越积越厚的报摘，最直接的有关中国尤其是上海慰安妇的第一手材料，却是一字皆无。

　　此时，他的公派访问学者的一年期限马上要到了，苏智良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留。经过仔细的考虑，苏智良决定不放弃查找中国慰安妇材料的机会，要求母校再延长一年的时间，费用由自己承担。他的申请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同意。

　　留下后，苏智良经人提醒改变了查阅方向。他直接到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这里保存着大量日本战时的档案以及有关日军战时的各类图书。

　　1993年4月的一天，苏智良被一本日文版图书里的一张照片给深深地吸引住了。照片上的左右两方分别是两座木板房，中间是一片空场地。在空场地上有一个日本军人正走进一个房间，他的旁边有一个身穿和服的女人在服侍他。图片写着：杨家宅慰安所。他再看看书名，叫《从上海到上海》，是原在上海派遣军做过军医的麻生彻男所写的回忆录。

　　踏破铁鞋，找到上海83个慰安所

　　6月11日，苏智良回到上海。7月，带着他在日本找到的那张照片，开始了对长江区杨家宅的实地调查。

　　多次查找没有结果。苏智良又拿出上海地图指南，仔仔细细地查看。突然，他把目光从军工路旁的杨家宅移到不远处的沈家宅，他决定到那儿去看看。几位热心的小伙子领着苏智良来到了年愈80的史留留老人家。史留留听完苏智良所询问查访的事情后，很郑重地说：“你要问的地方，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地方。1937年8月上海抗战爆发后，日本兵从虬江码头登陆，占领了沈家宅。不久，便建起十来幢木结构的平房，每幢房有10间房间，房间大约有10平方米，还挂起了“杨家宅娱乐所”的牌子。我们这里人都管它叫‘东洋堂子’。”

　　苏智良连忙从兜里拿出那张照片，老人看后肯定地说：“就是这样的房子。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那个东洋堂子！”

　　从这以后，苏智良便背着照相机，在史留留等一些知情老人的帮助下，在上海的各个地方又开始了大范围查访。到1995年2月份，基本上搞清了上海的慰安所情况，认定上海的慰安所共计达83个。

　　耗费万金，调查中华妇女受难史

　　1997年4月11日，《南方周末》以“慰安妇的眼泪”为题，对苏智良找到上海沈家宅这一最早的慰安所进行了专题报道，同时还配发了两张苏智良视为最珍贵的照片和简介。这个专题见报后，立刻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上海师范大学决定将慰安妇问题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进行立项，具体由苏智良负责研究。

　　得到了学校的肯定和支持，苏智良决定走出上海。苏智良认定日军在华实行慰安妇制度，野蛮征集妇女作为性奴隶是在南京大屠杀后开始的。1997年8月10日，苏智良去南京开始了他的中国慰安妇神秘内幕大调查。

　　如同在上海调查一样，苏智良在设有慰安所原址的周围询问上了年岁的老人。经他们回忆介绍，指明当年日军在南京鼓楼一带确实设有多家慰安所，里面有大量中国女子。

　　接下来，他又在白下路312号、桃源路3号、利济巷普爱新村、中山东路等地分别了解到慰安所的大量情况，而且有些遗址至今尚存。根据日本图书记载和对南京档案的寻检，苏智良最后得出结论，日军在南京所设立的慰安所遍布南京城的大小街巷，不少于300座。

　　南京调查初捷，苏智良继续南下。先后对杭州、南通、苏州、无锡等城市进行调查，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年底，苏智良又踏上了去广州的路途。在广州调查完之后，沿着铁路线北上，到了湖南省的几个主要城市，然后又转向福建、江西、安徽，再向西来到了云南、广西、山西、陕西、北京、天津、内蒙等省区，行程达数万公里。

　　在此次调查中，苏智良在山西和湖北见到了十几位幸存的中国慰安妇，这些饱受磨难的中国妇女都分别向苏智良进行了详细的陈述，有几个老太太还领着苏智良来到了她们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做慰安妇的土房和窑洞前，一边哭着一边讲述着她们当年的凄惨经历。

　　至1998年5月，苏智良硬是靠着他的信念几乎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新疆、青海之外的省区，搜集资料达几百万字，拍摄照片几千张，耗费约4万余元，中国慰安所及慰安妇的内幕总算一一搞清楚了。

　　公开真相，赴日演讲写专著

　　从1998年5月起，苏智良开始写作中国慰安妇研究的专著。他每天除了学校的正常教课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

　　当年12月，他接受日本一个民间组织的邀请，去日本演讲日军当年在华实行慰安妇制度的野蛮暴行。在当地华侨和日本民间组织的安排下，他先后进行了7场演讲。所到之处无不人头攒动，盛况空前。一些日本老兵不但帮苏智良维持秩序，而且还为他提供了许多资料。然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则大肆阻挠苏智良的演讲，破坏他的正义行为。

　　回国前夕，一些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找到苏智良，与他进行慰安妇学术交流。一位韩国学者在与苏智良商讨当时日军征集性奴隶的实际数字时，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即日军当年所征集的慰安妇是以朝鲜半岛第一，总人数15万左右；中国第二，总人数10万左右，其余分别为菲律宾、印尼等国。苏智良对韩国学者的这一研究数字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应当是中国，其次是韩国、朝鲜以及日本。中国的慰安妇总人数当在20万人。对苏智良的质疑和“中国第一”之说，那位韩国学者也没有反对，但他却拿出196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明确指出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征朝鲜半岛的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达15万人之多，是受害国当中最多的。

　　苏智良震惊了。“这个报告不科学，不完整，不准确，我一定要让这个报告重新改写。”

　　1999年3月，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正式推出。与此同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古铜色牌子也正式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门口挂了出来。

　　由于《慰安妇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再加上此书以披露和澄清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这一定论为出发点，因此，这部专著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披露慰安妇制度全过程的专著。

　　揭露罪恶，召开国际听证会

　　1999年4月，苏智良向学校提出举办国际听证会的申请，并详细阐述了召开听证会的意义。学校领导非常高兴，全票通过支持苏智良筹办这个会议，但会议费用只能由苏智良自己想办法。

　　实际上，苏智良也并没有想增加学校的负担，他同妻子已经商量妥，准备把家里所有的存款倾囊拿出。然后，再寻求一些外援，会议经费也就够了。

　　然而，上海市教委外事办鉴于苏智良是以个人身份申请筹办大型国际学术交流会，原则上不同意。苏智良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往高校外事办跑，并把自己的《慰安妇研究》递给他们过目，终于得到认可。

　　过了高校外事办这一关，苏智良又向上海市外事办申请。本来上海外事办应该是终审，但会议重大，敏感性强，外事办不敢做主，便把报告送到了外交部。

　　苏智良见多日不回音，便给外交部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简历、调研、著书情况以及召开中国首次国际听证会的目的全部倾诉于笔端。

　　不久，外交部通过上海市外事办通知苏智良，同意召开这个国际会议，并在批复中特别对苏智良的研究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2000年3月30日，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听证会在上海师大国际交流中心准时召开。来自世界数十个国家的17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丽菲主持，苏智良作中国慰安妇真相的公开报告。

　　听证会议上，几个西方记者问苏智良：“你用了这么多心血，耗费了家中几乎全部积蓄，做成了这件事，可日本政府恐怕既不会道歉又不会赔偿，你是不是白公布了真相？你觉得值吗？”

　　苏智良说：“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本来的面目。作为中国学者，将日本人掩盖的罪恶历史揭开，是我的责任。”

　　4月2日，大会通过了苏智良起草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言》和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认罪，向中国受害妇女进行赔偿的白皮书。各国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8月15日，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大沼保昭在《每日新闻》上撰文《正视历史，开创未来》：“从遭到日本进攻一方来看，无辜的丈夫和父亲被杀害，其人数数倍于日本的牺牲者，妻子和女儿遭到强暴。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都应该不拘泥于政治立场而加以承认的事实。”

　　日前，苏智良呼吁：“中国大陆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我们没理由不建立‘中国慰安妇纪念馆’。”最佳地点就是上海的东沈家宅。文／宫曙光(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