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的一场审判再次触及了旅欧华人心中的伤口。“多佛偷渡惨案”的货车司机、荷兰籍的佩里·瓦克被英国法官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其中8年是因为他参加人口贩运活动，另外6年的罪名是非故意杀死48人。

　　欧洲的华人至今还记得2000年6月18日发生在英国多佛港的那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当日深夜，一名海关人员在对一辆从比利时的泽布吕赫乘渡轮进入英国的长途货运卡车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成箱的西红柿被散乱地堆砌在车厢的前部，而车的后面是成堆成堆的尸体，总数达到48具。这些惨死的人都是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的非法偷渡客。

　　作为运送58名遇难偷渡者的货车司机，33岁的佩里·瓦克对法官的判决毫无辩辞。据他交待，由于通过英吉利海峡需要坐6个小时的渡轮，他为了“稳妥起见”将货车里惟一一个通风口关闭，而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被封闭在车内的48名偷渡者的惨死。多佛惨案的两名幸存者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由于车厢里越来越缺水和氧气，他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喊叫，并拼命地拍打车厢的四壁，以求引起外面的注意。然而，瓦克当时已经去吃晚饭，周围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车内的动静。在恐慌与绝望中，大家分别抓住旁边人的手，希望不要一个人孤单地死去。有的人还向车厢里的西红柿扑去，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死也不当饿死鬼”。随着氧气的进一步消耗，车厢内的人陆续倒下了，而还有一口气的人就踩在同伴的尸体上去抢西红柿和敲车门……

　　多佛港上演的惨剧已不堪回首，这帮偷渡客不惜高额代价，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的举动及其动机却值得人们深思。据报道，这批中国偷渡者每人的“路费”高达20万法郎，行程9000公里，沿途还要经过许多考验和磨难。难道他们在启程之前对这都一无所知吗？

　　记者向一位10年前偷渡到法国来的王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不少困难其实都是在他们出发之前已经预想到的。至于为什么要如此“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荆棘丛生之路，王先生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家庭团聚”。他的老家在福建沿海地区，现已成为“移民之乡”。他们的父辈和亲戚朋友有很多都已在欧洲立足，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来欧洲团聚，哪怕是通过偷渡的方法。王先生说，他当时同夫人一块偷渡来法国时只带了大儿子，现在取得合法身份后，也想把小儿子弄来。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因素。同样是辛苦地工作，在法国的“回报”比老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正是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也不用缴税，挣的钱往往比取得合法身份的人更多。据他说，尽管偷渡来时背上了高额的债务，但只要玩儿命地干两年，就能把钱还了。

　　通过与一些旅法华侨的交谈，记者对中国非法移民来欧洲后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华人偷渡者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发达国家，其人数迄今尚没有一个正式的统计。他们主要从事两种行业：餐饮和制衣制皮业。同黑人、阿拉伯人等非法移民相比，华人很少上街闹事，更不会通过游行示威等形式公开向政府索要合法身份，因此被称作解决“社会融合问题”最成功的非法移民群体。

　　由于在欧洲多少都有一定的关系网，很多新来的偷渡者一般都能很快找到住宿和工作。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他们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到房地产公司去租房，往往采取一种“分租”的方式，即在身份合法后的同乡所租的套房中分租一间，将房租付给这位同乡。至于工作，则主要是在一些地下作坊打“黑工”，工钱以件计算，多做多得。有的人为了偿清债务，可以一天做15个小时，没日没夜地干。还有一种就是在餐馆里做“二厨”或洗碗工，工钱以时间计算，在法国刷一个小时的碗，一般可能挣到150法郎左右。由于没有合法居留证，他们无论是在作坊还是平时走在街上时都是提心吊胆的，担心被警察抓到后遣返回国。

　　在对一些法国的非法移民进行采访时，记者欣闻巴黎大区塞纳马恩省的艾斯玻利市在刚刚结束的法国市镇选举中选出了一位华裔女副市长，并立刻打电话想约见她。这位名叫颜如玉的华裔市长听说我是中国记者时，很高兴地同我用中文在电话上聊了起来。当谈及华人在法国的社会融合问题时，她说：“我之所以参政，就是要表明华裔融入法国社会和积极参政的重要性。”颜市长的一番话让记者不禁感慨，中国人的勤劳与勇敢的精神已是世人皆知，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风采，不知那些偷渡者们是否想过？(驻巴黎记者 陈波)